我们分析东南亚局势，很多人只把目光停留在马科斯这类跳梁小丑上，实际上，在东盟国家中，菲律宾除了人口多点，在经济、军事和国土面积上顶多算是第二梯队。
真正在东盟内部扮演“压舱石”角色，并拥有议程主导权和区域影响力的，只有一个国家。它的人口、国土、经济体量和军事规模在东盟独占鳌头，深度影响着未来十年的南海走向，牵动全球新能源产业链。可以说，他才是关乎美国“印太战略”成败的关键国家，这个国家就是印尼。
而在当下，一场能够改变东南亚区域格局的政治变局，正在印尼国内上演。前印尼总统佐科的境遇，和杜特尔特惊人的相似。
2022菲律宾大选期间，杜特尔特的女儿莎拉人气很高，靠着老杜攒下的威望，南部棉兰老岛基本全是她的票仓，本来很有实力去争总统。可到报名参选的时候，她却放弃总统赛道，跑去竞选副总统，跟小马科斯搭伙组队。
这背后是双方达成的某种政治协议：杜特尔特家族动用全部影响力，动员南部选票和地方势力，力挺小马科斯上台。作为回报，小马科斯上台之后，需要在政府内阁、军警系统和国会席位上，给杜特尔特派系留出关键位置，双方共同延续杜特尔特时代务实的对外与内政路线。而莎拉这边，先占住副总统位置，为2028年冲击总统铺路，免得被人诟病家族揽权。
可上台之后，马科斯变卦了。他没有兑现竞选时的人事承诺，反而逐步清理杜特尔特留在军警和内阁里的旧部，大幅削减副总统办公室预算。外交上彻底转向亲近美国，频繁在南海对华挑衅，把杜特尔特时期的中立路线抛在一边。两大家族从选举盟友，一步步变成了政坛对手，现在的莎拉，正面临菲众议院的弹劾，而老杜，被押到海牙刑事法庭受审，局面也十分被动。
让人没想到的是，教训就在眼前，有人却视而不见。
时间转到2024年印尼大选，那时普拉博沃的民调并不占优，胜选前景也不明朗。而佐科选择出面鼎力支持，把自己的长子吉布兰推为副总统候选人，调动自己执政十年积攒的民意、地方资源与个人声望，把普拉博沃送进了总统府。
佐科的想法跟老杜一样，那就是以自身的大力支持换取继任者的承诺，为儿子吉布兰积攒政治资本，参与2029年总统大选，延续印尼不选边站队、和中国深化务实合作的发展道路。
可人一旦有了权力，心态就变了。跟马科斯的操作如出一辙，普拉博沃就任之后，接连开展了多轮军警系统人事调整，把佐科留下来的班底一扫而空，其中陆军参谋长，也就是佐科的姻亲，被调往国民军副司令这一虚职，手上的实际兵权被剥离。警察系统大规模调换了数百名高级警官，佐科在警务体系扶持多年的铁杆被大范围替换。此外，印尼国防部、国民军甚至灾害管理机构的主要负责人也被换下，军方的主导权重新回到了传统老牌派系手中。雪上加霜的是，吉布兰的学历争议被持续发酵，对他未来参选总统形成了严重打击。
本着不干涉内政的原则，菲律宾和印尼的政治内斗我们并不关心，也没兴趣研究，但关键是它们影响了我们的利益和布局。
杜特尔特势力被边缘化之后，菲律宾的对外政策出现明显改变，具体情况大家都知道。现在佐科一派被打压，势必会影响印尼坚持多年的独立自主外交路线，就像戎评在文章开头所说的，印尼的角色比菲律宾要重要得多。
在地缘上，印尼毗邻马六甲海峡和望加锡海峡两条关键国际水道，全球大量海上贸易、能源运输航线都要途经这片海域。美国推进印太战略，一直希望能够在印尼获得军事存在，掌控航道主动权，从而对南海和我国的海上能源运输线形成牵制。
佐科执政的十年，印尼始终拒绝大国驻军，不卷入大国阵营对抗。正是印尼的这一立场，让美国在东南亚构建的军事围堵链条一直存在缺口。即便菲律宾不断开放基地，也只能实现局部挑衅，很难完成完整的封锁。一旦印尼外交立场发生倾斜，整个南海的地缘平衡就会被打破，这也是美国持续介入印尼内部事务的核心原因。
比地缘更关键的，是新能源赛道上的资源博弈。现在的新能源产业，已经成为各国产业竞争的核心赛道，而镍资源是动力电池、储能设备生产的关键原料。印尼的镍储量占到全球三成以上，同时还坐拥钴、铝土矿等多种关键矿产。
佐科执政期间，敞开大门引入中国资本与技术落地建厂，并与中方合作，建起了全球规模顶尖的镍冶炼基地与正极材料产业园，搭建起完整的上游产业链条。这是典型的互利共赢的事，我们可以获得稳定的海外原料保障，弱化外部卡脖子风险，印尼也能跳出单纯卖矿石的处境，完成产业升级，创造数十万本地就业岗位，带动地方经济增长。
但普拉博沃想要打破这个局面。他所依托的军方传统势力与本土财阀，对这套产业格局垂涎三尺。他们希望放开原矿出口，接纳更多的西方资本进入市场，改变当前中资主导的产业现状。如此一来，中国的新能源产业很大概率会受到影响。因此，印尼的政坛变动，不只是印尼的内部家务，也是中美地缘博弈、产业博弈在东南亚的现实投射。
当然了，我们也不能过于悲观，戎评一直觉得，不管是国际政治还是国内政治，最大的决定因素只有两个字：民心。古人说得民心者得天下，这话是颠扑不破的真理。
佐科出身平民，没有老牌寡头家族背景，依靠地方治理积攒的政绩，一步步走上总统位置。十年执政期间，他推动雅万高铁通车，一座座工业园区落地，印尼居民收入稳步提升，就业情况持续改善。即便卸任，他的民众支持率依旧维持在很高水平。
这一点和杜特尔特十分相似。虽然他们离开了总统职位，不再掌握国家行政权力，但民间基本盘稳固。马科斯政府处理南海问题、推进对美合作时，不得不顾及杜特尔特代表的南部民意，不敢毫无顾忌地冒进。
放到印尼也是一样。普拉博沃如果贸然推翻佐科时代的对外合作，损害国内经济和大量就业，就会触发民间层面的强烈反弹，动摇自身的执政根基。也就是说，外部势力可以影响部分政客的选择，却很难左右普通民意，佐科的价值，在于他的那一套务实发展思路，已经收获了广泛的社会认同，成为约束印尼对外政策的重要力量。
放在更大的层面去看。佐科被称作第二个杜特尔特，或许并不代表亲华路线的失败，反而代表着东南亚国家形成了一种新的外交模式。
早些年，不少东南亚国家容易受西方左右，政策随外部大国的意志摇摆。如今他们已经看得很明白，依附西方只会换来驻军干涉、资源被掠夺，很难实现真正的发展，但和中国合作不一样，他们能够拿到基建、产业、就业这些实实在在的发展成果。
于是东南亚一种局面形成了，执政当局会适度同美国接触，平衡安全层面的压力，同时依靠卸任元老的社会影响力，守住对华务实合作的底线。菲律宾有杜特尔特形成牵制，印尼有佐科发挥制衡作用，一种微妙的平衡结构正在形成，这就是美国不断搅动南海局势，却很难达成目标的根源。
对中国外交来说，我们不能过度依赖个人的作用，因为领导人会更迭，但国家长期利益不会变。中印尼合作的根基，来自两国经济互补性，来自万隆精神传承下来的交往基础，来自两国社会层面的共同利益。
这是中国和东盟国家发展双边关系最大的基本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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