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作声明：本文为虚构创作，请勿与现实关联
我娶卡佳的那年，身边所有人都觉得我运气好得过了头。
一个在捷克打工的中国厨子，没什么背景，没什么钱，偏偏被人家护士看上了。卡佳身高一米七二，金发蓝眼，下班换上便服往那儿一站，整条街的人都会回头。
她父亲是布拉格郊区的退休教师，母亲早年生病，一直是她在照料。我第一次见到卡佳，是在餐厅后厨，她来给同事庆生，点了一份烤猪肘，嫌盐放多了，专门绕到后面来找厨师理论。我还没来得及解释，她已经换了脸色，笑着说："你中文说得很流利。"
我说，因为我是中国人。
她歪着头看了我一会儿，让我再给她推荐一道菜。就这么认识了。
后来她说，她从小喜欢中文，大学旁听过汉语课，只是没系统学过，我们在一起之后，她常常缠着我教她，学得认真，发音却始终带着一股软乎乎的斯拉夫腔。结婚后，她在医院上夜班，我在餐厅做到关门，两人的作息一左一右，见面的时候反而格外珍惜。她笑我不解风情，我说我只是累，她就把手肘支在枕头上，用那口带口音的中文说："累也不行。"
每周只有一次，但每次都像是她卯足了劲儿。我曾经不止一回，天亮前就被她榨得动弹不得，趴在床上听她哼歌洗澡。
这样的日子，我以为会一直过下去。直到她母亲病重，需要回捷克做手术。
我们当时在国内，我给了她十八万，送她上了飞机，说好手术完了就回来，我在家等。
后来，电话再也没有接通过。
我不知道她究竟去了哪里，也不知道那十八万最终落进了谁的口袋。这一等，等了六年。六年后，我去银行办贷款，柜员低头看了看屏幕，忽然抬起眼睛，让我先把手机放下。
她接下来说的那句话，让我在椅子上愣了整整半分钟，脑子里什么都转不动了。
01
我叫林建明，福建漳州人，家里排行老二，上头有个姐姐，下头有个弟弟。
父亲早年在外跑运输，腰伤落下了病根，四十出头就不能再开长途，家里的担子就压在母亲一个人肩上。母亲在镇上摆摊卖卤味，天不亮就起来，晚上收摊了还要洗锅备料，手上的老茧一年比一年厚。
我初中毕业那年，家里实在供不起我继续念书，父亲坐在堂屋里抽了半夜的烟，第二天早上，他叫住我，把一个红布包递过来，说："建明，你去学门手艺，将来不用像我这样。"
红布包里是三百块钱，是他攒了几个月的。
我就这样跟着镇上一个远亲去了厦门，进了一家闽菜馆子学厨。师傅姓陈，脾气暴，教东西却不藏私，我在他那儿挨了三年骂，也学了三年真东西。
二十二岁那年，师傅认识的一个老板在布拉格开了家中餐馆，缺人手，问他有没有合适的，他想了想，把我推了过去。我当时连捷克在哪个方向都说不清楚，只知道是在欧洲，工资比国内高出好几倍。我跟父母商量，母亲不舍得，父亲说去，出去见见世面。
就这样，我拎着一个大号行李箱，坐了二十多个小时的飞机，头一回踏上了布拉格的土地。
布拉格比我想象的美，老城区的石板路，橙红色的屋顶，查理大桥上永远有人拍照。但这些跟我关系不大，我每天的轨迹是出租屋、餐馆后厨、再回出租屋，偶尔休息日在附近的公园坐一坐，就算是散心了。
餐馆老板是个潮汕人，叫郑志远，四十多岁，在当地经营了十几年，为人还算厚道，工资按时发，年节有红包，就是说话声音大，训起人来整条后街都听得见。
同事里有几个也是国内过来的，大家背景差不多，在一起说家乡话，互相帮衬。其中一个叫老赵，山东人，比我大七岁，厨房里资历最老，什么事都是他先说话，我刚去的时候什么都不懂，全靠他带。
"建明，在这边，不管碰到什么人，先把活儿做好，其他的慢慢来。"老赵有一回收摊后在门口抽烟，随口说了这么一句，语气像是顺嘴，却让我记了很多年。
就这样过了两年多，我在后厨站稳了脚跟，工资也涨了一档，开始往家里寄钱。
弟弟那时候正在读职校，姐姐刚嫁人，母亲的摊子越来越小，父亲的腰时好时坏，家里用钱的地方多，我每个月留够生活费，剩下的全汇回去。日子紧，但能过。
卡佳就是在这时候出现的。
02
那是一个周五的傍晚，餐馆里来了一批客人庆生，七八个人，点了一大桌子菜，喝得热闹。其中有个金发女生，穿着浅蓝色的外套，喝了两杯红酒，脸颊微红，笑起来声音很大。
她点的那道烤猪肘，我那天盐确实放重了一点，是因为上午进的那批猪肘腌制时间比平时短，我临时调整了比例，结果没把握准。她放下刀叉，朝同伴说了几句话，然后站起来，绕到后厨门口，推开门，用带着口音的英语说要见厨师。
我从锅边抬头，正对上她的眼睛，蓝色的，像是装了两汪浅浅的水。我用英语道歉，说盐的比例失误了，可以重新再做一份。她愣了一下，然后笑了，说："你的中文说得很流利。"
我说，因为我是中国人。她就这么站在后厨门口，歪着头看了我半天，说那重新做一份吧，但这次少放盐，她还要吃猪皮的部分。我应了，她才转身回去。
后来老赵在旁边捅了我一下，说那个女生一直往这边看。我说我知道，专心炒菜。
没想到她临走前又来了一次，这回是把她的手机号码写在一张餐巾纸上，塞进了我手里，用中文一字一顿地说："我想学汉语，你可以教我吗？"发音不标准，但每个字都听得出来。
老赵在我背后没忍住，笑出了声。
我那天晚上把那张餐巾纸压在枕头底下，翻来覆去睡不着，不是因为她长得好看，是因为好久没有人认认真真地看着我说话了。
我们就从汉语课开始的。每周见两次，在她附近的一家咖啡馆，我带一本中文教材，她带一个小本子，记得密密麻麻，问问题不怕出错，说错了就让我纠正，纠正了再说一遍。
她告诉我她叫卡佳，是捷克语的昵称，正式名字是卡捷日娜，但她说大家都叫她卡佳，她也更喜欢这个叫法。她在布拉格市区一家综合医院做护士，已经做了四年，主要在内科病房，节奏快，夜班多，下班了喜欢喝一杯再回家。
她母亲身体不好，是老毛病了，做过手术，需要长期用药，她父亲退休工资不高，很多费用都靠她贴补。我说我家也差不多，她用那双蓝眼睛看着我，认真点了点头，说："所以你一个人来这么远。"不是问句，是陈述。
我当时没接话，低头往本子上写了两个字，"辛苦"，让她跟着念。
她念了，问什么意思，我说，就是你刚才说的那个意思。她盯着那两个字看了一会儿，把它们工工整整地抄进自己的本子里。
就这样来回了三个月，汉语课慢慢变成了吃饭，吃饭慢慢变成了一起走路回去。有一回下雨，她的伞坏了，我们挤在我的伞下走了很长一段路，她个子高，肩膀一直靠着我，两个人都没说话。到了她楼下，她转过来看着我，用中文说："谢谢你陪我。"我说不客气。
她忽然笑了，说："你应该说，我也很高兴。"我说，我也很高兴。她这才转身上楼去。
03
我们正式在一起是在认识后的第五个月。
那天她在医院连上了两个夜班，下班的时候脸色惨白，我去接她，她靠在我肩上，路上一句话没说，到了她楼下，她说饿了但没力气做饭。
我上楼给她煮了一碗蛋炒饭，她坐在厨房凳子上，一边吃一边用筷子戳碗沿，问我："你会一直在这里吗？"我说不知道，合同到期看老板那边的意思。
她放下筷子，抬起头，问我如果续约，我会不会留。我没回答，问她为什么问这个。她说："因为我不想你走。"就这样说清楚了。
我们开始正式交往之后，她带我去见了她父亲。老人家叫亚历山大，退休前在小学教数学，头发花白，戴一副圆框眼镜，见到我的时候眼神里有点打量，但并不冷淡。
饭桌上他问我家里什么情况，我一一如实说了，他听完点头，没有多评价，只是问了我一句："你对卡佳认真吗？"我说认真。他喝了一口啤酒，说："那就好。"
卡佳在旁边用捷克语跟她父亲说了什么，老人哼了一声，拿起叉子继续吃肉。卡佳把那句话翻译给我听，说她父亲说，这个中国小伙子，手上有茧子，是会做事的人。
我当时手心里全是汗，听见这句话才算松了口气。
后来卡佳告诉我，她母亲那时候已经在外地一家专科医院住着，病情时好时坏，她每隔几周要去看一次，有时候坐火车来回要花一整天。
我问她母亲的病是什么情况，她说胆囊的老问题，前几年做过一次手术，但处理得不彻底，这几年反复发作，医生说早晚要再做一次，只是一直拖着，因为手术费用不低，母亲自己又不肯拖累她。我记住了这件事，但当时没多想，以为是以后的事。
婚礼办得简单，布拉格这边就卡佳的亲友和餐馆的几个同事，国内家里没办法过来，母亲在视频那头哭了，叫我把卡佳拍给她看，看了又哭，说长得真俊，就是不知道脾气怎么样。
卡佳在旁边听不懂，问我母亲说什么，我说她说你很漂亮。卡佳立刻凑近镜头，用蹩脚的闽南话说了句"妈妈好"，是我之前教她的，她练了好久才说得像样。母亲笑得眼泪都出来了。
婚后的日子，比想象中平稳。两人作息错开，有时候一整天见不上面，但那些重叠在一起的时间格外踏实。她有个习惯，下夜班回来，不管多晚，一定要在厨房喝一杯热牛奶，有时候我还没睡，就在旁边陪着她，两个人不说话，就那么坐着，外头天快亮了，窗玻璃上映出两个人的轮廓。她说，她母亲年轻的时候每天早上也这样，说是护胃的。
04
在布拉格待了将近三年，郑老板的合伙人撤资，餐馆维持不下去，我提前结束了合同。卡佳那时候跟我商量，说不如回国生活一段时间，她的汉语已经说得相当流利，日常交流完全没问题，而且她一直想去看看我从小长大的地方。
我们就这样一起回了国，在漳州老家住了几个月，帮着处理家里的事——父亲的腰又犯了，做了一次理疗，母亲的摊子因为城区改造要挪地方，前前后后折腾了一阵。卡佳在旁边帮不上什么忙，但她每天跟着我跑，也不抱怨，有时候帮母亲搬东西，比我还卖力。
家里的事理顺之后，我跟一个老同学合伙开了个小家具加工坊，做实木定制，接本地的订单。合伙人叫老钟，是初中同学，做过几年木料生意，懂原材料，我懂手艺，两个人分工清楚。工坊刚起步，场地小，设备旧，工人就四五个，接的都是本地的散单，赚的不多，但能活下去。
卡佳那时候说，等工坊稳下来，她去找当地医院看看有没有护士的岗位，或者去做翻译也行，反正先在这边安定下来。
就在工坊刚刚起步没多久，卡佳母亲的情况急转直下。
卡佳接到父亲电话的那天晚上，在厨房里坐了很久没动，我进去，她把手机放在桌上，对我说："我妈妈的胆囊病复发了，很严重，医生说不能再拖，要做手术。"
我问大概需要多少钱，她说父亲那边能出一部分，缺口大概折合人民币要十八万左右，说完把头别开去，说不一定要这么快，可以再想想别的办法。
我说别想了，我来凑。
她抬起头看我，没说话，过了一会儿，我看见她用手背擦了一下眼角。
"林建明，你对我太好了。"
我说这是应该的，让她母亲早点安排，拖下去不是办法。
05
手术的事最终敲定是在那年的秋末。
我把这几年在国内攒的钱和从布拉格带回来的积蓄合在一起，凑了十八万，换成欧元，通过银行转到卡佳父亲的账户。卡佳请了两周的假，计划先回捷克陪母亲做术前准备，手术结束后观察几天，等情况稳定再回来。
她出发的前一天晚上，靠着我坐着，用手指一下一下地数我衬衫上的纽扣，一颗一颗从上往下数，数到最后一颗又从头来过。我问她在干什么，她说："我不想走。"
我说手术完了赶紧回来，这边还等着你。她没笑，问我："你会等我吗？"我说，你问这话是什么意思，当然等。她把头埋进我肩膀里，没再说话。
第二天我送她去机场，她过安检前回头看了我一眼，挥了挥手。
我站在那里目送她走进去，直到人影消失在人群里。回来的路上，我给她发了条消息，说到家了报平安。她回了个"嗯"，加了个笑脸。
卡佳落地之后给我发过两条消息。第一条是在飞机上，说飞机餐很难吃，问我有没有办法投诉航空公司。我回说凑合吃完，落地再说。第二条是落地后，说她父亲来接机了，路上堵车，回到家要到晚上，让我早点睡。
之后，就再没有消息了。
我以为她到家太累睡了。等到第二天，给她发消息，没有回音。打电话，那边一直响，没人接。又等了一天，第三次打过去，提示音变了，变成了"您拨打的电话已关机，请稍后再拨。"
我把手机放到工作台上，木料摆了一地，刨花还没扫，我就坐在那儿，听那个提示音反复在耳朵里转。
06
一开始，我以为是手机没电，或者在医院里有什么规定不让开机。
我发了邮件，没有回复。又找了我们认识的一个在布拉格的朋友，让她帮着打听，朋友说她已经好几周没有看到卡佳了，她父亲那边也联系不上。老钟那时候每天来工坊问事情，看我状态不对，有一回把工人都打发走了，坐在工作台边上，直接问我出什么事了。
我把卡佳联系不上的事说了，他皱着眉听完，沉默了一会儿，说要不要报警。
我说报什么警，人是回自己国家了，又不是失踪了。
他说："那你怎么知道不是失踪了？"
我没接话。
老钟后来帮我联系了一个在欧洲做生意的朋友，辗转打听了一圈，什么都没打听到。卡佳母亲做没做手术，住在哪里，人在哪儿，全是空白。两个月过去了，三个月过去了，我打那个号码的次数越来越少，但每次打，都还是关机。
工坊那边的事没办法停，客户在催，工人要发工资，我白天撑着干活，晚上拿着手机对着那个号码发呆，有时候也拨，次次都是关机。
我姐那时候常来工坊帮忙，看见我的样子，追问了几回，我才说了。她听完，把围裙搭在凳子上，说："建明，要不你去捷克找一趟？"
"找什么，找一个主动断联系的人？"
她看了我一眼，没再说话，只是叹了口气，起身去倒了杯茶放在我面前。
那杯茶我一口没动，等它从热的凉到了凉的，才站起来去干活。
07
第一年，我还是在等。
工坊那边订单越来越稳，老钟出去跑业务，我在坊里管工人和质量，两个人分工清楚，生意虽然不大，但能活下去。我在本地租了个两居室，比之前住的单间宽敞，多出来的那个房间，我放了张床，但从来没铺过被子。
有人来问我情况，表姐介绍过一个本地的姑娘，对方各方面都不错，我见了面，吃了顿饭，全程说了没几句话。对方后来问表姐，说这个人是不是有什么心结。表姐来问我，我说没有，就是时机不对。表姐看了我一眼，走的时候叹了口气。
第二年年底，我在整理柜子的时候翻出了卡佳留在这边的一件旧毛衣，浅灰色的，宽松的版型，她冬天在家里常套着。我把那件毛衣拿出来，对着看了一会儿，叠好，放回去，重新把柜门关上。我的表姐后来又来过一次，坐在客厅里喝茶，看见柜子边那几本捷克语词典——是当年卡佳用过的，她走的时候没带，我也没扔，一直摆在那里。
表姐盯着那几本词典看了一会儿，什么都没说，端起茶杯喝茶。
那年冬天，工坊接到了第一笔酒店订单，规模不算大，但算是开了个头。老钟把合同拿回来的时候，两个人在坊里喝了瓶啤酒，他说，建明，你看，慢慢就起来了。
我点头，举杯碰了他一下，说是啊，慢慢来。
08
第三年开始，工坊的订单渐渐稳了，我从原来的厂房旁边又租了一块地，新添了两台设备，工人从七个增加到十五个。
专门从木工学校招了两个年轻的，其中一个叫小梁，是漳州本地人，父亲也是做木工的，手很稳，做事认真，拿不准的事会来问，问完低头就去干，从不拖。
我把会计的活交给了一个叫老沈的本地人，他做过多年企业账目，我们合作的第一个月，他就把工坊几年的流水和台账重新整理了一遍，清清楚楚。有他在，我省了不少心。
工坊慢慢走上正轨，我在本地买了个小两居，装修得简单，进门是一整面墙的书架，放了些木工方面的书，还有几本捷克语词典。
第四年、第五年，我接的单子越来越多，口碑也慢慢在本地传开了，来问的客户里开始有酒店、餐饮这类量大的商业客户。表姐偶尔来坐坐，看见工坊越来越像样，说你这几年是真的撑下来了。我说撑下来了又怎样，她没接话，低头喝她的茶。
这几年里，我没有再主动打过那个捷克的号码。不是不想，是每次拨出去都还是关机，拨多了，像是在反复确认一件自己早就知道的事，太费劲，也太伤人。
偶尔深夜睡不着，我会想起卡佳走之前坐在厨房喝热牛奶的样子，窗外是布拉格的街灯，她端着杯子，用那双蓝眼睛看我，什么都不说，就那么看着。
那种时候，我就起来喝杯水，把窗帘拉严，重新躺下来等天亮。
09
第六年秋天，工坊接到了一批商务酒店的翻新订单，对方要求两个月内交付一批实木家具，是这几年来数量最大的一笔。
我跟老沈坐下来算了两天，流动资金差一个口子，不能把师傅们的工资和日常周转全押进去，就决定去银行申请四十万的经营贷款。
老沈整理材料，我核对，小梁在旁边排工期，一项项确认设备进场和交货节点。材料备齐之后，我核完一遍，让老沈再对一遍，确认没有遗漏，才约了时间去银行。
出发前，表姐打来电话，问周末有没有空，来她家吃饭，说上次见面都是夏天的事了。我说先看看，手头有事要处理，她在那边停了一下，用那种我很熟悉的语气说："你别一个人闷着，有什么事跟我们讲。"
我说没什么，贷款的材料今天要送，她听见是正事，才没再多说，叮嘱我出门前吃东西。
到银行的时候，刚过上午十点。接待的人看了材料，问了经营情况和这次周转的用途，把需要补充的几项告诉我，我照着去办，随后到柜台配合核验账户信息。
柜员接过身份证，确认业务内容，我签了授权，在桌边坐下等。
10
窗玻璃上映着我自己的脸，额角那道旧疤还在——那是卡佳走后第二年，我一个人搬货时磕的，当时没在意，后来就留下了。我下意识伸手碰了一下，手机亮起来，是小梁发来一张木料的照片，说有一批纹路对不上，问怎么处理。
我低头回消息，让他先标出来别动，等我回去看。
"林先生。"
柜员叫我，我抬头，见她正看着屏幕，神情和刚才不大一样。
"怎么了，资料有哪里不对？"
她没有急着回答，先重新核对了我刚才确认的几项内容，又问了两个只有本人才能答上来的问题。我一一答了，心里却开始发紧。
这几年我没有拖过欠款，账目也一直规规整整，贷款条件应当够的，难道还有哪里出了问题？
我把文件袋往前推了推："是不是还缺材料？要哪份，您说，我让会计补。"
柜员摇头，示意不是这个意思，让我先把手机放下。
我将手机扣到桌边，坐直，等她开口。
她朝旁边的等候区看了一眼，身子稍稍前倾，把声音压低，清清楚楚地对我说了一句话。
听清那句话之后，我猛地抬起头，脸上的神情骤然凝住，脑子里像有什么轰然炸开，浑身的血都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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