米芾说过一句很重的话。他评李邕书法“乍富小民，举动屈强，礼节生疏”，又说“李邕脱子敬体，乏纤秾”。按米芾的标准，李邕的字不够精致，不够从容，像是突然有了身份却还没学会规矩的人。
可偏偏是董其昌，在《画禅室随笔》里写下另一句话：“余尝谓右军如龙，北海如象，世必不肯余之言者”。一个说“乏”，一个把李邕放在王羲之旁边。同一本帖，两种判断，相隔几百年，谁也没有说服谁。
李邕做了一件在王羲之手里没有做过的事。王羲之行书的典范是尺牍书札，是案头往来的精微与从容；李邕把行书直接写进了碑。
启功对此的判断很明确：“李泰和出，行书书碑，始称登峰造极。盖碑版铭石，书贵在庄重，而行押佻举，两不相侔。李书则以蝉联映带之笔，作泉注山安之势。欹侧之中，具方严之度”。
碑要求庄重，行书天然流动，李邕把这两件本来相互排斥的事放进了同一块石头上。他的处理方式不是让行书慢下来装庄重，而是让庄重本身长出可以走动的骨架。
起止有法，收放有节，放纵开张处不见失控。这种写法，米芾看不惯，是因为它偏离了“二王”一路对精微衔接的讲究；董其昌看得懂，是因为他认为行书可以不靠“巧”来成立。
欧阳修起初也不喜欢。他在《试笔》里写得很坦白“余始得李邕书，不甚好之。然疑邕以书自名，必有深趣。及看之久，遂谓他书少及者。得之最晚，好之尤笃”。欧阳修不是被某一件作品瞬间说服的，是在反复看的过程中，慢慢发现李邕的可学之处。
后来苏轼学他，赵孟頫也学他，赵孟頫说得更直接“每作大字一意拟之”。这些人不是在找一个可以被复制的漂亮样式，他们找的是行书在尺牍之外、在碑版之上仍然能够立住的方法。
李邕行书的取势逻辑清晰，字形多上松下紧、左低右高，重心分明；每一笔的起落来去都有交代，不靠含混的连带遮掩。这种写法把动作摆在明面上，看得清、跟得上。
对书法爱好者来说，二王尺牍的精妙，看得见，追起来却常常觉得手不从心。而李邕提供的是一条看得见路径的写法，学它，不是要写成李邕，而是通过他的法度，把手上的控制力一点一点建起来。
欧阳修从李邕入手之后说“因见邕书，追求钟、王以来字法，皆可以通”。李邕是一条可以走进去的路，不是一座只能抬头看的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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