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国众多古地名中,有一类带“天”字的格外引人注目,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四大天府”:应天府、顺天府、承天府、奉天府。“天”即天子,“天府”就是与帝王有着非常直接的关系的地方,多为某位君王的龙兴之地。从“应”“顺”“承”“奉”这四个字可以看出,古代帝王普遍以正统自居,强调自己顺应天命,统治万民。然而,由于朝代更迭、帝王更替,这四大天府在不同时期指向了不同的地方,有的名称甚至被多个地方共用过,这在中国地名史上是一个非常奇特的现象。

那么,“四大天府”到底对应着今天的哪些城市?每一个名字背后又有着怎样曲折的故事?让我们沿着历史的脉络,逐一探寻。

应天府:一个名字两座城

“应天”二字,出自《周易》中的“应乎天而时行”,意思是顺应天意、顺势而为。在中国历史上,先后有两个地方被称为应天府:一个是北宋的应天府,在今河南商丘;另一个是明朝的应天府,在今江苏南京,其间跨越了三百余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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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河南商丘。来源/天地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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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江苏南京。来源/天地图

河南商丘之所以能获得“应天府”这个称号,与宋太祖赵匡胤密切相关。后周显德六年(959),赵匡胤担任殿前都点检,兼宋州归德军节度使。宋州,就是今天的河南商丘睢阳区一带。次年,赵匡胤发动陈桥兵变,黄袍加身,兵不血刃地登上了帝位。登基之后,他想到了自己曾经发迹的宋州,便定国号为“宋”。可以说,没有宋州,就没有“宋”这个国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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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太祖赵匡胤画像。来源/中国国家博物馆

宋真宗景德三年(1006),为纪念商丘作为赵宋帝业肇基之地的贡献,真宗将宋州升格为应天府,管辖五府、十二州、八十一县。大中祥符七年(1014),真宗又御驾亲临应天府,主持隆重的授命仪式,建应天府为南京,成为北宋“四京”之一。

应天府不仅见证了赵匡胤的崛起,还成了南宋的开国之都。北宋灭亡后,康王赵构在应天府登基,改元建炎,史称南宋。而赵构之所以选择在应天府登基,正是因为宋太祖龙兴于此。不过,赵构很快便抛弃了应天府,南下杭州。绍兴二年(1132),应天府被金军占据,转交给伪齐皇帝刘豫,降为归德府。此后随着北方战乱、金元易代,应天府再不复昔日的繁华。

商丘的应天府成为历史之后,过了两百多年,另一个地方又重新拾起了这个名字。元顺帝至正十六年(1356),朱元璋率军攻破了集庆路(今江苏南京),并改集庆路为应天府。这个名字的选择绝非偶然。朱元璋出身贫寒,此时从一介布衣跻身为一方诸侯,需要为自己的崛起找到一个“合法”的解释,改名应天府,便意在宣示自己乃顺应天命、应天而动之人。

至正二十四年(1364),朱元璋即吴王位,定都应天府。洪武元年(1368),朱元璋正式称帝,建立明朝,仍以应天府为都城,称京师应天府。从此,应天府成为明朝的政治中心,也是当时世界上最大的城市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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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都繁会图卷》局部,描绘明代应天府(南京)市井风貌。来源/中国国家博物馆

然而,朱元璋对应天府作为都城并不完全满意。在明人眼中:

“南京城形视江流曲拆,故广袤不相称。大内逼城东,偏颇卑洼。江流去而不还,山形散而不聚。太子太孙皆不禄,疑非帝王都也。”

朱元璋也深感宫城“前昂中洼,形势不称”,故一直在寻求定都于别处的可能性。他曾考虑过开封、凤阳,甚至西安,但因为种种原因,都未能成行。朱元璋最终感叹道:“本欲迁都,精力已倦,又天下新定,不欲劳民,且废兴有数,只得听天!”一代君主的迁都梦想,终究敌不过岁月沧桑。

此后,明成祖朱棣“靖难”成功,从侄子建文帝手中夺取了皇位,又迁都到北京。应天府虽然不再是首都,但作为“留都”,依然保有极高的政治地位。直到清顺治二年(1645),清军攻克南京,将应天府改名为江宁府。从此,“应天府”这个名字彻底退出了历史舞台。

顺天府:从边地到帝都

在四大天府中,顺天府是唯一一个名称和地点始终如一、没有争议的,位于今天的北京。“顺天”二字,取自《周易》中的“顺乎天而应乎人”,与应天府一样,都在强调统治的合法性和天命的归属。但顺天府的故事,要从一位藩王说起。

明成祖朱棣还是燕王的时候,他的封地在北平,也就是今天的北京。此地“北枕居庸,西峙太行,东连山海,南俯中原,山川形胜,足以控四夷、制天下,诚帝王万世之都也”。朱棣在北平经营多年,麾下精兵强将如云。建文帝朱允炆即位后大力削藩,朱棣起兵“靖难”,夺取了皇位。

作为自己的起家之地,朱棣深知北平地区战略地位的重要性,为加强中央集权制,巩固统治,他在即位之初就酝酿迁都事宜。永乐元年(1403)正月,礼部尚书李至刚等人上言,称:“北平布政司,实皇上承运兴王之地。宜遵高皇帝中都之制,立为京都。”朱棣于是顺水推舟,下诏“以北平为北京”,改北平府为顺天府。同时,又设北京行部,设尚书、侍郎及礼、户、吏、兵、刑、工六曹郎中等职;在军事方面,设北京留守行后军都督府,统辖60余卫的兵力。在文化方面,则添设北京国子监。经过这一系列举措,北京的地位迅速提高,成为仅次于南京的重要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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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宫城图,图的最下方为北京城墙和丽正门(后改名为正阳门)。

永乐四年(1406)开始,朱棣为大规模改建北京城作准备:首先移民充实北京,多次在北京地区免赋、赈灾、移民、垦田;其次治河通漕转输,重新疏浚开通了大运河,使漕运直达通州;再次伐木采石备料,分遣大臣赴四川、湖广、江西等地采木;最后大规模营建宫殿城阙。到永乐十八年(1420)十一月,北京宫殿城池告成,“凡庙社、郊祀、坛场、宫殿门阙,规制悉如南京,而高敞壮丽过之”。

永乐十九年(1421)正月初一,朱棣“御奉天殿,朝百官,诞新治理”,宣告明朝正式迁都北京。在迁都诏书中,朱棣声称,选定北京为京师是“惟天意之所属,实卜筮之攸同”,且“上以绍皇考太祖高皇帝之先志,下以贻子孙万世之弘规”。并规定,仍旧保留南京的都城地位,与北京并立为两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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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历君自制表情包。底图来源/影视剧《大明王朝1566》截图

迁都北京的意义极为深远。北京“内跨中原,外控朔漠”,其地理位置对于多民族国家来说尤其宜于定都,而以南京为都,位置偏南,难以控制朔北。朱棣迁都北京,加强了对北疆和东北疆的统治,奠定了明清两代五百余年以北京为首都的基本格局。

清军入关后,亦建都北京,并沿明旧制,以顺天为京府。辛亥革命后,1914年顺天府改称京兆地方,设京兆尹,直到1928年国民政府定都南京,撤销京兆。此后,北京先后被称为北平、北京,但顺天府这个名字,已经深深融入了这座城市的历史中。

承天府:海峡两岸的天命之名

承天府的“承天”有承受天命之意,这个名称出现在明代,与两位特殊的人物有关:一位是嘉靖帝朱厚熜,一位是民族英雄郑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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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成功雕像。来源/南安市郑成功纪念馆

明世宗嘉靖帝的生父是明宪宗的第四子兴献王朱祐杬。对于这个异母弟弟,明孝宗“命建藩府于德安府,初梁庄王有故邸、田地在安陆州,帝请改居安陆,诏从之”。安陆即今天的湖北钟祥,嘉靖帝朱厚熜便出生于此。

正德十六年(1521),明武宗朱厚照驾崩,死后无嗣,也没有亲兄弟,于是由近支皇室、武宗的堂弟朱厚熜继承皇位,即明世宗嘉靖帝。嘉靖帝以藩王身份入继大统,在即位礼及生父、生母的名分上,同以杨廷和为首的大臣产生了不同意见,史称“大礼议”。经历了数年的争议后,嘉靖帝在“大礼议”事件中逐步取胜,于是兴献王被“追尊献皇帝,庙号睿宗”,生母蒋氏也被尊为章圣慈仁皇太后。嘉靖十年(1531),又将安陆州升格为承天府,治所在钟祥县。地名“钟祥”二字,也是嘉靖帝亲赐的。

承天府的升格并未止步于此。嘉靖十八年(1539),嘉靖帝南巡承天府,拜谒了父亲的陵寝——显陵。返回北京后,他将承天府进一步升为陪都,称“兴都”,并设立兴都留守司,统领显陵、承天二卫。由此,明朝形成了“两京”(北京、南京)、“两都”(中都凤阳、兴都承天府)的独特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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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显陵,地处中国湖北省钟祥市境内。

清顺治三年(1646),清朝将承天府改回安陆府,钟祥作为明朝陪都的历史就此落幕。但承天府的故事并未在钟祥终结,十余年后,它跨越海峡,在中国台湾续写了新的篇章。

南明永历十五年(1661),郑成功由金门率军渡海攻台,驱逐了荷兰殖民者。收复台湾后,他随即在当年五月规划行政区域,称全台湾为“东都明京”,并将赤崁城(今台南赤崁楼)改名承天府。承天府领天兴、万年二县,辖今台湾本岛及其附属地区。郑成功以一府二县的设置,宣示自己继承大明正统、承受天命的决心。

康熙二十二年(1683),郑克塽降清,台湾正式纳入清朝版图,海峡两岸实现了统一。清朝废承天府,改为台湾府。从此,海峡两岸的承天府都消失在历史舞台上。

奉天府:跨越南北的“奉天承运”

奉天府的诞生是四大天府中最为特殊的。它的名字取自“奉天承运”之意,但令人意想不到的是,最早使用这个名字的地方,不是清朝的发祥地沈阳,而是湖南的一座小城——武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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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湖南武冈。来源/天地图

武冈位于湖南省西南部,地处雪峰山东南麓与南岭北缘交汇处,三面环山、中部低平。崇祯帝自缢后,南明的弘光政权、隆武政权、绍武政权旋起旋灭,此后桂王朱由榔在广东肇庆称帝,即永历帝。永历元年(1647),武冈总兵刘承胤“乃劫上幸武冈。五月,改武冈州为奉天府”。武冈作为南明的“临时首都”,也由此成为中国最早以“奉天承运”命名的地方。然而,永历帝在武冈的日子并不好过。刘承胤专权跋扈,“事皆决于承胤”,永历帝在武冈仅仅驻留了数月,便被迫败走黔滇,“奉天府”自然也烟消云散。

十年之后,清朝在东北的沈阳设立了另一个奉天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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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辽宁沈阳。来源/天地图 今辽宁沈阳。来源/天地图

早在天命十年(1625),努尔哈赤便迁都沈阳。天聪八年(1634),皇太极将沈阳改称“盛京”,有满语中“兴盛”之意。清军入关后,都城由盛京迁到北京。随着大批满洲贵族及八旗兵丁的离开,东北成为地广人稀之地。为避免田地荒芜,清廷下令招民开垦,招民多者,授以官职,招徕之民,颁给月粮、种子、耕牛,但这些措施短时间内效果并不明显。有鉴于此,顺治十四年(1657),吏科给事中王益朋上疏称:

“与其悬爵招民,应之者少,不如仿明初之制,将辽阳等处田地酌量分给功臣之家,令其委托家人、庄头耕种,收获供送本主。”

如此“朝廷鲜抛荒之患,亦可因地而得民”。他同时又提出:

“盛京兴王之地,自是上国规模。明洪武升集庆为应天,永乐升北平为顺天,嘉靖升安陆为承天,今辽阳府名亦宜升用天字,知府应改府尹,则名正言顺,足法后世。”

正是由于王益朋的建议,清廷罢辽阳府为辽阳县,以“奉天承运”之意改置为奉天府,府治盛京。从此,沈阳有了“奉天”这个名字,至今已有三百多年的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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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盛京城阙图》,描绘了盛京作为奉天府时期的城市样貌。来源/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

作为清朝的陪都,“盛京奉天府”与“京师顺天府”并列,可见其地位的尊贵。清朝在奉天府设府尹一人,秩正三品,掌理奉天府事权,后改由盛京将军兼管。光绪三十一年(1905)改行省,罢奉天府府尹及府丞,置知府一人。光绪三十四年(1908),奉天府隶属奉天省。1928年,东北易帜,奉天省改为辽宁省,奉天市改为沈阳市。虽然“奉天”这个名字已经不再作为正式的城市名称使用,但它作为沈阳的旧称,至今仍深深烙印在这座城市的文化记忆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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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阳故宫。来源/沈阳文旅

回顾四大天府的兴废史,我们可以看到一条清晰的脉络:每一个“天府”的设立,都与一位帝王的个人命运紧密相连,古代统治者通过更改地名,将“天命”具象化为可以触摸的地理实体,以此向天下昭示自己统治的合法性。而地名的更迭,也如同一面镜子,映照着王朝的兴衰。如今,这些天府早已退出了行政区划的舞台,但它们留下的印记依然清晰可辨。当我们行走在这些城市的街头巷尾,或许已经很难感受到当年“天府”的威仪,但那些深埋在历史中的故事,依然在无声地提醒着我们:地名不仅仅是一个符号,它是历史的见证,更是文化的载体,文明的传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