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6年春，广州，郭沫若到林伯渠处拜访时，第一次见到了毛泽东。那时的毛泽东三十三岁，任国民党中央宣传部代理部长；郭沫若三十四岁，刚受邀担任广东大学文科学长。两位后来影响中国历史与文化进程的人物，就在一次并不隆重的会面中相识。
郭沫若当时已经因诗集《女神》声名鹊起。他的诗歌气势奔放，语言新奇，在新文学发展初期极具辨识度。与此同时，他也在古文字、先秦史和社会史研究方面不断取得成果，绝不是单纯的诗人。
毛泽东给他的第一印象，却没有立即与“革命家”三个字联系在一起。郭沫若后来回忆，毛泽东“状貌如妇人好女”，短发从额前分向两边，面容细腻，目光沉静，说话声音低而委婉。
这段描述颇有意思。郭沫若并非在写一幅传统意义上的英雄画像，而是捕捉到了毛泽东外表中的文静与温和。那时的毛泽东还没有后来人们熟悉的领袖形象，衣着举止也较为朴素，更多显出一名知识分子的气质。
两人交谈时，毛泽东谈到了广东的局势和农民运动。遗憾的是，毛泽东声音偏低，加上郭沫若听力不佳，实际听清的话并不多。一次短暂会面，谈不上深入，却留下了清晰的印象。
毛泽东大概没有想到，这位以《女神》闻名的文学家，日后会成为革命文化战线上的重要人物。郭沫若也未必能够预料，眼前这位沉静的青年，将在中国革命最关键的阶段承担怎样的责任。
不久之后，两人开始出现在同一批进步活动中。郭沫若曾到农民运动讲习所演讲，也参加过面向青年和社会各界的宣传活动。他的优势在于能够把复杂的时代问题讲得有力量、有感染力；毛泽东则更重视从社会实际出发，分析农民、工人和政治力量之间的关系。
1927年革命形势突变，广州、武汉等地相继陷入剧烈动荡。毛泽东转赴湖南开展武装斗争，郭沫若也因政治环境恶化而离开国内。两人在武昌分别时，谁也无法确定下一次见面会在何处，更不知道中间要隔多少年。
郭沫若后来旅居日本，继续从事文学和历史研究。抗日战争爆发后，他返回祖国，在周恩来领导下负责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第三厅工作，团结进步文化人士，推动抗战文艺。他创作的《屈原》等历史剧，借古代人物和现实处境展开对照，在重庆引起强烈反响。
1942年，《屈原》在重庆上演后，观众反响十分热烈。郭沫若把历史剧写成了现实斗争中的文化武器。毛泽东对此给予肯定，1944年在信中评价郭沫若的历史话剧工作“做得很好”。
同年，郭沫若发表《甲申三百年祭》，借李自成起义军失败的历史教训，讨论胜利之后的骄傲、腐化与内部矛盾。毛泽东在延安谈到这篇文章，要求党内干部认真学习。这里体现的，不只是朋友之间的欣赏，更是对知识分子独立思考和历史研究价值的重视。
抗战胜利后，毛泽东赴重庆谈判。1945年8月28日，他从延安抵达重庆，郭沫若与夫人于立群前往机场迎接。多年未见，毛泽东已经成为全国瞩目的政治人物，郭沫若则是重庆文化界颇有影响的代表。
见面后，毛泽东主动与郭沫若握手，周恩来还安排他们同张澜、张治中等人合影。重庆谈判期间，两人多次会面，谈文学，也谈文化人的立场。一次交谈中，毛泽东提到郭沫若的文章写得贴近现实，像是在记录共同经历的生活。
还有一件小事常被提起。郭沫若注意到毛泽东使用的怀表较为陈旧，便把自己的手表送给了他。毛泽东接受后一直珍惜，手表维修过，表带也更换过，却没有随意丢弃。物件不大，却留下了两人交往中的生活细节。
重庆时期，《沁园春·雪》引发广泛讨论。柳亚子赠诗唱和，报刊刊发原词，文化界议论纷纷。国民党方面组织文章进行攻击，郭沫若以同调词作回应，批评当局对外妥协、对内压制的做法。诗词在这里已经不只是案头文字，而成为公开表达政治态度的方式。
1949年3月25日，中共中央和人民解放军主要负责人抵达北平。郭沫若再次见到毛泽东，毛泽东打量他后说：“你瘦了，但精神很好。”此时的两人，已经从广州初识时的陌生文人和青年政治工作者，走到了新政权建立前夜。
筹备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期间，郭沫若多次参与相关工作。9月29日，他同周恩来、李立三、李济深、黄炎培等人一起，讨论开国公告的文字，直到深夜仍逐字斟酌。1949年10月1日，郭沫若登上天安门城楼，成为新中国成立的重要见证者之一。
从1926年广州初见，到1949年北平共同参与建国筹备，二十三年间，时代几经转折，两人的身份和处境不断变化。毛泽东始终重视郭沫若的文学才能与史学见识，郭沫若也在长期交往中逐渐成为新中国文化与科学事业的重要负责人，先后担任政务院副总理兼文化教育委员会主任、中国科学院院长等职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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