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27年，北京，年轻的崇祯皇帝面对的不是一名普通宦官，而是一个盘踞朝廷多年、拥有庞大势力的政治集团。魏忠贤被召回京师查办，随后在赴凤阳途中自缢。这个决定让崇祯赢得了清除奸党的声望，却也使他迅速失去了一件并不光彩、却十分现实的工具。
魏忠贤当然不是可以洗白的人物。他结党营私，排斥异己，制造冤狱，利用皇权打击政敌，客观上破坏了明朝的政治秩序。天启年间，阉党与东林党互相倾轧，朝臣很难专心处理军务和财政，许多官员的升降取决于站队，而不是政绩。
可问题在于，明朝当时已经病入深处，不能只靠处置一个人解决。崇祯接手的是一个外有强敌、内有积弊的帝国。辽东战事长期消耗军费，陕西、山西等地灾害频发，土地兼并严重，朝廷还背负着辽饷、剿饷、练饷等额外负担。
魏忠贤掌权时，确实做过一些有利于维持财政和军务的事情。天启年间，朝廷曾通过宦官系统加强对江南税收、盐业和矿税的征解，手段粗暴，却让国库获得了部分急需的银两。魏忠贤还依靠厂卫和抄没手段打击政敌，查获的财产有一部分进入内库，用来支撑辽东军费。
这并不意味着那些钱来得正当。苛征和查抄只能缓解燃眉之急，无法改变税制失衡。更何况，魏忠贤集团在其中侵吞了多少，后世很难精确统计。把这种做法说成治理良方，显然站不住脚；但若只看到它的残酷，又会忽略当时财政运转的窘迫。
有意思的是，魏忠贤对辽东局势的判断，未必全然错误。他知道后金是明朝最危险的敌人，也明白一旦边防崩溃，宦官集团的权势同样难以保全。因此在天启年间，他支持扩充辽东军费，对孙承宗、袁崇焕等边防人物的任用，也没有一概阻挠。宁远防线能够维持，与当时对军费的集中投入有关。
但这份“重军”更多是权力计算，而不是制度建设。魏忠贤需要边将替自己撑住局面，却没有建立稳定的兵员、粮饷和军械体系。明军在辽东的胜负，不能简单归功于某一个太监，也不能把袁崇焕后来遭遇的悲剧，完全归咎于崇祯杀了魏忠贤。
崇祯清除阉党后，重新起用东林及其同情者，确实带来了政治风向的变化。许多人反对宦官干预地方财赋，也反对矿税、商税由内廷直接控制。这些主张在道德上容易获得支持，却没有及时拿出替代性的财政方案。
朝廷缺银，军队要饷，百姓却已难以承受新的摊派。于是，停收或削弱部分工商税之后，压力仍然落到了普通农户身上。东南士绅与商人拥有更强的议价能力，偏远地区的农民却几乎没有拒绝的余地。财政矛盾没有消失，只是换了一个承受者。
假如崇祯不杀魏忠贤，明朝会不会因此转危为安？答案恐怕没有那么简单。若只是让魏忠贤继续掌控朝政，阉党与东林之间的报复只会延续，皇帝本人也会被架空。魏忠贤可以筹钱、用人、办案，却不能修复官僚体系，更不能消除土地兼并和军队腐败。
比较现实的选择，是暂时保留他的财政和用兵能力，同时剥夺其结党和擅权的空间。例如把税收、军饷交给独立机构核验，限制厂卫越权，严查内库账目，再让边将按照战功升降。可惜的是，这种安排需要皇帝拥有极强的政治耐心，而崇祯性格急切，往往既想借重臣下，又不能容忍臣下形成势力。
“魏忠贤不能留，但他的某些办法不能全丢。”这或许才是问题的关键。明朝缺少的并不是忠臣或能臣，而是把人事、财政、军权纳入规则的能力。魏忠贤倒台后，朝廷清除了一个恶性权力中心，却没有补上财政和军政管理的缺口。
1644年，李自成攻入北京，崇祯自缢于煤山。此时明朝面对的已经不是魏忠贤一人的得失，而是多年积累的财政崩溃、军心涣散、地方割据与边患叠加。即便魏忠贤多活几年，也许能让某些军饷暂时不断，让部分官员不敢轻举妄动，却很难改变整个王朝失去自我修复能力的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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