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前209年夏，蕲县大泽乡，陈胜、吴广面对被暴雨困住的九百名戍卒，知道按期抵达渔阳已经无望。按照秦律，误期同样要被处死。陈胜没有把众人推向一条必死之路，而是抓住恐惧最强烈的时刻，提出反抗秦朝。
“如今逃也是死，起兵也是死，难道不能搏一条活路吗？”
这句话未必出自临场即兴，却准确击中了戍卒的处境。大泽乡起事后，陈胜很快成为反秦浪潮中最醒目的旗帜。陈县被攻下后，他建立“张楚”政权，四方队伍纷纷响应，局面一度像大火蔓延。
陈胜真正拥有的，不只是几千名士卒，更是秦朝长期积累的怨恨。秦二世即位后，徭役、刑罚、征发接连不断，地方百姓对官府早已心存畏惧又深感不满。陈胜的出现，让许多地方势力看到了秦朝并非不可撼动。
然而，声势大，并不等于根基稳。陈胜起兵时缺少稳定的嫡系班底，也没有能够长期约束各路将领的制度。靠共同的恐惧聚集起来的人，一旦外部压力减弱，内部的利益冲突便会迅速暴露。
陈胜称王，是局势转折的重要一环。攻占陈县后，他采纳了建立张楚政权的主张，却没有处理好“反秦”与“争天下”之间的尺度。当时有人提醒，过早称王容易让各地误以为陈胜只是借反秦之名谋取个人富贵，可这番劝告没有改变他的决定。
这个选择带来了两层影响。对秦朝而言，张楚从地方反抗变成了必须剿灭的政权；对其他反秦力量而言，陈胜也不再只是共同举事的首领，而成了可能压在自己头上的新王。既然陈胜可以凭兵力称王，其他将领自然会盘算：为何不能自立？
武臣奉命北上攻打赵地，接连取得进展后，在赵地部属的拥立下自称赵王。陈胜派人责问，武臣却没有返回。韩广后来称燕王，周市拥立魏国后裔魏咎。原本从张楚旗号下出发的将领，陆续变成了各自为政的地方势力。
有意思的是，陈胜并非没有察觉危险。他曾派兵四面出击，试图扩大张楚影响，但自己长期留在陈县，逐渐脱离了前线。将领在外面攻城略地，陈胜在后方发号施令，消息传递、粮饷供应和军队调度都难以协调，张楚很快出现了“名义统一、实际分散”的局面。
吴广部队进攻荥阳受阻，就是一个明显例子。吴广虽然是起义的共同发起者，却没有得到足够有力的支援。后来他与部下田臧发生矛盾，田臧假借陈胜命令将其杀死。陈胜承认田臧的处置，反而使军中更容易形成一个危险印象：只要掌握兵权，便可以先斩后奏。
更致命的问题，出在陈胜对人心的判断上。起兵前，他曾对同乡说过“苟富贵，勿相忘”。等到地位改变，同乡前来投奔，有人却被挡在宫门之外。后来这些人当众直呼他的旧名，使陈胜觉得颜面受损，便将他们召入宫中。
同乡在宫内谈及往事，免不了说出一些陈胜早年的经历。陈胜担心这些话损害自己的威严，竟把他们杀掉。此事或许可以暂时堵住议论，却断掉了最容易建立的乡里关系。对一个缺乏世家背景、又没有长期军队的首领而言，同乡本应是最早的支持者，陈胜却亲手把他们推远。
他对部将也越来越多疑，常派人监视。部下稍有过失，便严厉处置。起义初期那种与士卒同甘共苦的形象，逐渐被高高在上的王者姿态取代。军队需要服从，但服从不能只靠恐惧维持；将领若看不到稳定的赏罚和前途，便会把兵力变成自己的筹码。
陈胜还有一个根本短处：缺乏足够清晰的政治旗号。他早期曾打出扶苏、项燕的名义，借助两人的声望号召天下。可扶苏代表秦宗室，项燕属于楚国旧贵族，两者并非同一政治阵营。口号能够点燃情绪，却不能替代明确的政权安排。
公元前208年，秦将章邯率军反击。秦军并未因为各地起事而消失，反而在危急时刻重新集中兵力。张楚各路军队彼此离散，陈胜难以调动外部力量，只能不断退让。陈县失守后，他逃往下城父，身边的车夫庄贾见形势败坏，杀死陈胜，转而向秦军投降。
陈胜死时，张楚已经失去大半控制力。庄贾只是最后动手的人，真正把陈胜逼到孤立境地的，是政权根基薄弱、将领各怀心思，以及他本人在权力上升后的判断失误。
后来刘邦建立汉朝，追谥陈胜为“隐王”；司马迁作《史记》，又把他列入“世家”。这份位置并不是因为陈胜最终夺取了天下，而是因为在秦朝仍然强盛之时，他率先让天下人看见，秦的统治并非牢不可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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