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8年1月20日，武汉万国医院，四川军政人物刘湘病逝，年仅四十余岁。消息传回四川，震动的不只是川军将领，还有刘湘的妻子周玉书。对这个几乎不懂政治的乡村妇女而言，丈夫不是一个军政名人，而是家里唯一的顶梁柱。
刘湘出川抗日，是在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后。川军整编、出兵以及军饷补给，背后牵扯着中央与地方的复杂关系。刘湘带兵离开四川，本就承受着不小压力，抵达南京、武汉后，旧疾又接连发作。关于他的死因，后来流传过许多猜测，但仅凭传闻，不能断定蒋介石直接加害。
周玉书不清楚这些盘根错节的政局，却知道丈夫与蒋介石关系紧张。她还认定，刘湘既然是为抗日出川，便不该在病中受到冷落。于是，刘湘去世后，她的悲痛很快和怀疑搅在了一起。
刘湘的部下担心她承受不住打击，起初只告诉她，丈夫胃病复发，需要她到武汉接人。秦德君奉命陪同，始终没有在路上说明实情。飞机抵达汉口时，机场众人胸戴白花，周玉书只是觉得奇怪，并未想到那是悼念之意。
到了治丧处，哀乐、挽联和花圈终于让她察觉不对。她在一间小屋里看见丈夫惯用的旧被褥，又在礼堂中央看见棺材。副官指着棺木说：“甫公在那儿。”周玉书站立不稳，问道：“是真的死了？”得到肯定答复后，她扑向棺材痛哭。
这场哭并没有很快平息。她既哭丈夫，也怨身边人瞒着自己，更把怒火指向蒋介石。秦德君回忆，周玉书曾多次说要找蒋介石算账。她没有受过多少教育，却有一套朴素判断：丈夫死在抗日前线，谁与丈夫不和，谁就值得怀疑。
蒋介石前来吊唁时，周玉书突然跪地叩头，随后放声斥责。蒋介石显得十分尴尬，只让秦德君扶她回去。周玉书情绪激烈，旁人不敢贸然靠近，秦德君也没有立即上前。直到她哭累了，蒋介石才承诺，会负责刘湘的身后事和子女安排。
这句承诺并未让她彻底释怀。刘湘灵柩离开汉口时，何应钦亲自执绋，周玉书一路哭喊，指责有人逼死抗日将领。到了重庆和成都的公祭场合，她又借祭奠之机为几个孩子争取待遇，提出接掌父亲旧部、修建大型墓园、拨付治丧费用等要求。
这些条件显然不可能全部实现。蒋介石最终只同意给刘湘的两个年长儿子授予少将军衔。刘世英、刘世哲当时仍在读书，军衔更多是政治抚恤和象征安排，并不意味着他们已经拥有相应的军事职务。
周玉书后来成为甫澄中学的董事长。两个儿子在学校受到议论，她便直接召集学生训话，警告众人不要再背后辱骂刘家。这样的做法很强硬，却也显示出她处理问题的方式：不善于周旋，习惯用正面冲撞保护家庭。
遗憾的是，两个获得少将名义的儿子并没有享受到父亲留下的安稳生活。他们后来死于战乱，年纪都不大。刘家所谓的军政光环，落到下一代身上，更多变成了沉重的身份和无法躲开的时代风暴。
另外一子刘康怀没有继承父亲的军旅道路。他毕业于四川大学，后赴美国求学，在周玉书支持下转入商界。女儿刘蔚文毕业于成都华西大学，后来嫁往文莱，并长期陪伴母亲。四个孩子，一个早亡于战乱，一个走向海外经商，一人远嫁文莱，人生道路由此彻底分开。
周玉书晚年生活在文莱，1971年病逝，享年85岁。她曾经数次向蒋介石发难，既有对丈夫死因的疑惧，也有一个妻子为家庭争取生存空间的本能。政治风云退去之后，她始终没有把刘湘只当作一位军人来谈，而是把他当作那个突然离开、再也没有回家的丈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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