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泥人八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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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年前，我曾问查理·芒格，谁是我应该去采访的最有意思的投资人?查理提了一个人的名字：迈克尔·莫里茨。”
本次内容来自10月11日，主持人威廉·格林在播客节目 Richer，Wiser, Happier 上对迈克尔·莫里茨（Michael Moritz）的专访，正好完成了对几年前查理的回应。
迈克尔·莫里茨是著名资管机构红杉资本的传奇合伙人(现已离任)，正如你即将听到的那样，他先是领投了谷歌的A轮融资，后又深度参与英伟达、YouTube、爱彼迎(Airbnb)、贝宝(PayPal)、领英(LinkedIn)等定义互联网时代企业的早期投资。
这也为他斩获了惊人的回报，莫里茨在发掘那些历史级别企业创始人方面，有着令人难以置信的远见卓识。
莫里茨1954年出生于英国，父母是从纳粹德国逃出的犹太难民。正因如此，他自幼便带着一种"局外人"的敏感与刻入骨髓的求生本能。时至今日，他仍说到，这种感觉将伴随他一生。
从沃顿商学院毕业后，莫里茨并未直接踏入投资界，而是成为《时代》周刊记者，期间还近距离采访过乔布斯和比尔盖茨。直到1986年被红杉资本创始人唐·瓦伦丁看中，从此开启了他传奇的投资生涯。
莫里茨在投资和慈善上都做出了巨大的成就，他于2006年和2007年连续荣登《福布斯》全球最佳创投人榜单榜首，2013年还被英国女王授予大英帝国爵级司令勋章（KBE）。
在这次近100分钟的对话中，莫里茨谈到了难民家庭对他的影响、如何打破桎梏走进牛津与《时代》、乔布斯与盖茨等伟大创始人有何特质、大多数投资者存在的症结、如何识别伟大的创始人。
很喜欢莫里茨说到的一句话："我从未试图被人喜爱，我也从不想被人惧怕，我只希望受人尊敬。"
01
死死咬住赢家：红杉的投资哲学
主持人：当一个创始人才17、18岁时，你到底怎么判断他是否会坚韧不拔、值得信赖?你一定也有看走眼的时候。我很想听你谈谈那些判断失误，以及像黄仁勋这样的例子——这中间有太多运气和未知。
迈克尔·莫里茨：首先，我犯过的错太多了。我办公室里有一顶帽子，来自一笔灾难性投资——Webvan，惨败收场。在我所有印着公司标志的帽子里，它是我唯一愿意戴出门的，用来提醒自己判断力有多脆弱。
但这真的很难。谁能想到一个16岁在阿尔伯克基开公司的少年会建起微软?谁又能想到那个留着胡子、穿着勃肯鞋的家伙，会是苹果两度涅槃的核心灵魂?
再看黄仁勋，我心目中的英雄之一。红杉大概1992年投了英伟达，三十多年过去，他依然以和创立之初一样的干劲和决心管理着这家公司。他曾带它穿越荒原、几次濒临覆灭，如今却矗立在宇宙的中心——可当年谁又能料到?每一家像微软、英伟达这样的公司背后，都有几十家半途夭折的公司。
有些人严重令人失望：没有你以为的产品敏锐度，招不到人才，也照顾不好相关方。无论如何，人都很容易看走眼——我始终相信，人生最初的十五年，真正塑造并烙印了每一个人。
主持人：查理·芒格讲过两句关于你的很耐人寻味的话。他说风险投资的麻烦在于，每一支新基金你都得再创造一个奇迹，大多数人战绩都很糟;
但他又说，在红杉早期的伙伴里做得最好的是你——你虽然不是最聪明的那个，但在性格上能够死死咬住一切不放，做得比那些更聪明的合伙人都好。你对这个评价怎么看?为什么"持有赢家"这么难?
迈克尔·莫里茨：听他甚至记得、还这么说，我深感荣幸。核心在于，大多数投资人天生就无法做到"什么都不做"，非得做点什么不可。
人们买入一只股票，是因为觉得它会涨;可人们卖出的理由五花八门：缺钱了、父母生病、想买房、闹离婚，又或者总盯着过去——总想着这家公司"创下了历史新高"，于是没法切换到基于它从今天往后的机会来做决定。
所以每当有人对我说"它现在处于历史高位，是不是该卖了"，我总会反问：在亚马逊上市后的大约三十年里，这只股票有多少天是处于历史新高的?这个问题总能让人当场愣住。
那种与众不同的特质之所以难，是因为外界压力实在太大：业绩不及预期、负面新闻、高管离职，人们就坐立不安、做出错误的决定。
可我认为，这一行最美好的事，就是有幸长期持有一家能以15%、18%、20%的速度持续复利许多年的公司。没有什么比得上一家布局优异的公司所带来的复利威力，但大多数人认识不到，选择了屈服、逃跑、恐惧，多年后才回首感叹。
主持人：判断一个创始人时，是你真心喜欢他，还是觉得他顽强得难以置信，又或者是真正信任他?哪一点最重要?而要支持一个远比你年轻的人，又需要克服什么?
迈克尔·莫里茨：我认为，尤其是当你年长之后，这一行里充斥着太多的傲慢。对投资人来说最难的事情之一，就是去寻找那些比你年轻、却能在某个你知之甚少的领域深度教育你的人。
你必须克服一种虚荣："这位年轻人比我小一二十岁，他能懂什么?"事实证明，他们在你一无所知的领域懂得极多，那种认知深度是世界上其他人都不具备的。
回到比尔·盖茨：1978年没有任何理由表明微软能抗衡IBM，但比尔、史蒂夫、黄仁勋这些人深深沉浸在一个特定课题里，IBM顶层却一无所知，他们的思考比IBM任何高管都深刻。
IBM坐拥一切财富与资源，却庞大迟缓，最终被狠狠上了一课：一个掌握了崭新领域的年轻人，只要配上正确的团队和视野，就能击溃现有的行业巨头。
但对投资人来说，关键始终在于保持开放的心态，愿意被一个比你年轻得多的人所教育。
02
局外人的底色：加的夫的
童年与逃亡的父母
主持人：你的新书叫《Ausländer》，在德语里意思是外国人、局外人、异乡客。你1954年出生在加的夫，能不能描绘一下，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一个犹太男孩在加的夫长大是什么感觉?
为什么你和家里的许多人会有那种强烈的"局外人"感?有没有哪个具体的画面，特别能凸显这种与众不同?
迈克尔·莫里茨：我父母都是逃离纳粹德国的难民，父亲1937年被送到英国上学，母亲1939年通过"儿童转运"离开德国。在我成长的那些年，整个威尔士总共只有四五百到六百个犹太家庭。所以从我懂事起，就意识到自己和同学不一样。
有一个画面始终浮现在我脑海里：那时候电话号码簿每年会以厚厚一本书送到家里。我十几岁出头，翻看那些页面，上面全是戴维斯、琼斯、威廉姆斯这些威尔士血统的姓氏。
我会翻到字母M那一部分，心里盼着、盼着、盼着我们不是整本电话簿里唯一登记在册的"莫里茨"。可在我记忆里的每一年，我们都是唯一的莫里茨。没有什么比这件事更能让我意识到：天哪，这本电话簿正在大声宣告，我们是局外人。
主持人：名字这个话题很有意思。你在书里写到，你父亲同时叫路德维希和阿尔弗雷德，两个名字本身就暗示着一种双重人生、一种身份的转换。他显然是个了不起的人，神情严肃，却完全有理由严肃，同时又极其聪明。
能不能多讲讲他?他14、15岁一句英语都不会说就到了圣保罗公学，靠奖学金立足，后来又拿到牛津的奖学金。
迈克尔·莫里茨：我祖父曾在一战时为德国效力，三十年代却因为是犹太人丢了工作。他眼看风暴聚集，决定把两个儿子都送去英国念书。可唯一的办法，是孩子必须拿到全额奖学金，否则根本负担不起。
圣保罗公学给了我父亲一份奖学金，他到那儿时14、15岁，一句英语不会说，被安置在西伦敦一个极小的单间里，谁也不认识。我后来发现一张他写给母亲报平安的明信片，不知怎么熬过了战争保存下来，我无法想象寄出它时内心有多孤独。
他极少回忆往事，但有一次说，人生中最自豪的时刻之一，就是第一次能在课堂上用英语举手提问。我曾问他一生中最幸福的一天是哪天，本以为是结婚或我出生那天，他却说是得知被录取为牛津学者那天。因为如果没拿到那份奖学金，他在英国就没有任何生计来源，就会被遣送回德国。
主持人：读这本书我特别受触动的，是那些凭空出现、伸出援手的陌生人——比如那位几乎被遗忘的英国资助人珍妮特·富兰克林·科恩，是她最初为你父亲的学费做了担保。
还有你叔叔那个动人的故事，当场被一个泛泛之交垫付了第一年学费。你今天的一切，某种程度上完全建立在这些陌生人随机的善意之上。而在这样一个被反复打上伤疤的家庭里长大，又是什么感受?
迈克尔·莫里茨：有些善意是随机的，有些是有意为之的。我叔叔和祖父当年走投无路，不知为何正走在邦德街上，恰好撞见那位熟人，听说困境后当场就掏钱垫付了学费。
后来在英国，还有许许多多人向这些难民敞开心扉、家门和钱包，很多并不是犹太人。我母亲也是通过"儿童转运"来的，组织者尼古拉斯·温顿也不是犹太人，他把大约一万名孩子从威胁下转移了出来。
至于那种家庭氛围——我毫不怀疑父母希望我和妹妹过得最好，但他们深深被经历打上了伤疤。那种"恐怖随时可能重演"的危机感，笼罩了他们的一生，也笼罩着对外界所有人的猜忌。但这也在我身上烙下了两样东西：一是对"生存"的极度看重，二是我母亲那种非凡的坚韧。
03
牛津与《时代》：在不完美中做决定
主持人：你在加的夫上的是一所相对普通的公立学校，却考进了牛津基督堂学院——那在很多方面是牛津最贵族、最声名显赫的学院，你大概是你们那届唯一考上牛津的人。19岁离开威尔士、从此再没真正回去、走进那样一个全新世界，是怎样一种体验?
迈克尔·莫里茨：回到六十年代，旅行比今天难得多，加的夫几乎就是我存在的全部，去牛津前我只去过伦敦两次。从威尔士到牛津距离不远，却是一次巨大的跨越。那时基督堂是纯男校，午夜宵禁。
更要紧的是，当时它有大量名额预留给伊顿、拉格比这些公学出身的学生，那些人一到牛津就有认识的老同学，天然自带社交圈子，而我谁也不认识。
每天晚上还有一个男孩用拉丁语念祝祷词，非常怪诞。然后就是导师制——我很久以后才意识到，那三年里从半打不同导师那里得到的一对一辅导，为我日后当记者、当投资人打下了基础。
主持人：这是不是主要指那种迅速涉足一个全新领域、彻底把它搞懂的能力?我父亲也去的基督堂，我去的是紧挨着你们的奥利尔学院。
四十多年后我依然觉得，牛津最大的好处就是每周都被迫去啃一个你一无所知的课题，想方设法弄明白，再把信息提炼出来。这套训练后来是如何迁移到投资上的?
迈克尔·莫里茨：你说得太对了。那套训练是这样：每周被抛出一个此前一无所知的问题，你要写一篇两三千字的论文作答;挑战在于尽可能吸收信息、理清思路，基于不完整的信息构建一个论点，再当面向导师陈述。
快进几年看我在《时代》的生活，几乎如出一辙：每周被派去报道一个一无所知的话题，靠打电话、采访把信息拼凑成报道。两者都建立在不完整的信息之上——你永远可以再多做研究、再多找人谈，但到某个节点，必须坐下来基于不完美的信息把它写出来。
这跟风险投资极其相似：你投一家小公司，面对的是并不真正了解的人，通常在一个从未涉足的全新领域，做决定前永远拿不到完美的信息。而我从未在这件事上纠结。
我的经验是，工程背景出身的人在这点上总比我痛苦，总在渴求最后一块信息拼图。而我很早就解脱了：我们永远不可能拥有完美的信息，而不完美，恰恰是我们的立足之本。
主持人：我也很好奇你走向《时代》的那段旅程。你1976年22岁搬到美国，先在沃顿商学院读MBA，然后去了《时代》。而你从沃顿到《时代》的路径，离奇地和伟大的菲利普·罗斯扯上了关系，这到底是怎么发生的?
迈克尔·莫里茨：哈，我们刚还在聊陌生人的善意呢。我其实从没真正打算读商学院。当时我拿到一份丰厚的奖学金，本是带着读历史学硕士去的，可历史课上了几周，跟牛津的教学相比太乏味，我感到绝望。
历史硕士只有一年我熬不住，奖学金又太丰厚，商学院是两年项目，于是我转了过去。但我根本不适合读商学院，当时才22岁，身边的人都比我大、都有工作经验，我一点也不喜欢沃顿。
说回菲利普·罗斯：MBA学生可以选修一些课，我尽量多选英国文学。结果发现二十世纪美国文坛的一位泰斗、我在英国时如饥似渴读过的《波特诺的怨诉》作者，正在宾大教一门小研讨课，我就选了。
后来要向《时代》求职、需要推荐信时，我硬着头皮向他开口，根本没指望他会答应，他却说很乐意写。我说那我去复印一份，他说不必，我用的是复写纸。于是我递给《时代》的材料里，就有一封菲利普·罗斯写的推荐信。
04
盖茨与乔布斯：伟大创始人的原型
主持人：你大约1979到1984年在《时代》当旧金山分社社长，报道了处于萌芽期的微软和苹果。过去几天我一头扎进去读你当年写的旧报道，对比尔·盖茨的报道印象极深。回头看，和早年的比尔·盖茨待在一起是什么感觉?尤其是他开车送你去机场那个非同寻常的故事。
迈克尔·莫里茨：把你带回1982、1983年。微软最初成立在新墨西哥州的阿尔伯克基，后来比尔对着美国地图挑选落脚地，最终把公司放在西北部，很大一部分原因竟然是那里天气太糟——太阳不常出来，几乎没有诱惑来分散工程师的注意力。
这是人们第一次得以窥见，比尔有多想榨干生命中每一分每一秒。你问的那件事我记得最清楚：采访结束后他顺路载我去机场，开着一辆奔驰，仪表盘上没有收音机，只留着个大窟窿，像被砸烂掏空后留下的那种。
我问他在哪儿被偷了，他说没被偷，是我让人拆掉的——我开车往返于公寓和办公室，不想车里有收音机，听着某些节目把心思从微软身上引开。我想，这个故事或许该被收进词典，作为"痴迷"一词的释义。
主持人：重读那些旧报道，我深深被触动的是：盖茨在多少方面为伟大的创始人树立了原型，而这种特质你后来一次又一次地见到。你写到那种狂热与专注、很早就对技术的痴迷——1967年他上初一就迷上了一台电脑;
他告诉你六年里只休了15天假;还有同事说"比尔不会把同一件事解释两遍"。你后来反复见到的很多特质，是不是在最一开始就已经非常明显了?
迈克尔·莫里茨：在你见识创始人和"真正潜质"的职业开端上，这个说法非常中肯。我后来结识的那些半导体巨头都已年过半百，很难想象他们18、19岁的样子，但读到他们的少年时期，会发现都呼应着比尔的那种痴迷。
我认为这是每一个成功创始人的共同特征：近乎疯狂的痴迷、很小年纪就被技术俘获、永不满足的好奇心、愿意摒弃一切干扰，再加上天赋异禀的商业敏锐度。
埃隆·马斯克，当今Anthropic的达里奥，还有世界各地一大批令人难以置信的创业者，身上都有这些东西。对比尔来说，这些特质表现得淋漓尽致，并因他掌舵公司取得的非凡成就，让其他人相形见绌。
主持人：史蒂夫·乔布斯显然也是你早期生涯里的关键人物，甚至比盖茨更重要。他是另一个极端的痴迷者，但有些不同——他不只是一个伟大的资本家，还是一个伟大的唯美主义者。
能不能讲讲80年代初和他待在一起大量时间的感觉?以及后来，你是如何把当记者练出来的本领，应用到识人和投资上的?
迈克尔·莫里茨：几十年前我写过一本关于苹果的书《小王国》。当时吸引我的不是苹果日后的声名，而是一个我从未想过的问题：几个年纪轻轻的人，到底是怎么构想出创办一家公司的?
我确实记得，即使作为经营苹果的18、19岁青年，他对完美的渴望就把每个人逼疯了：最初第一代苹果电脑是单板机，他把电路板厂家逼得抓狂，直到细导线在板上的排布美得让他满意——这根本不影响功能，但他坚决要让它漂亮。
设计第一代彩虹苹果标志的朋友，也被他同样折磨。把他和所有人区分开来的，就是他是一个唯美主义者，内心深处还有一部分是神秘主义者和诗人，会远赴印度朝圣。
他从不欣赏微软任何产品的美学品质，曾半开玩笑地说，如果比尔当年磕过点迷幻药，他会做得好得多。至于把记者的本领用到识人上——你太抬举我了，我犯过太多错误。这种识人能力用到投资上其实极难，人很容易被误导，幸运的是偶尔能押对一次。
05
永不放弃：弗格森、马斯克
与局外人的归宿
主持人：你领导或共同领导红杉大约十六年，之后退出了日常。你从观察所有这些伟大的企业领袖，尤其是从你与亚历克斯·弗格森爵士的关系中，学到了哪些做领导者的经验?这位执教曼联近27个赛季的传奇，为什么在你心里是比盖茨、乔布斯更重要的典范?
迈克尔·莫里茨：我真希望更早就认识他，直到大约二十年前才结识。顺便说一句，我们合著的新书下周末就要在英国出版了，叫《我生命中的比赛》。如果让我重新当一次领导者，今天的我会做得好得多，一个原因就是学习了亚历克斯爵士带队的方式——这使他成为职业足球史上最成功的主教练。
他身上有对完美的极致渴望、毫不妥协的工作狂精神;但有一点他没得到足够的赞誉，对那些需要被揽住肩膀安慰的球员，他又展现出巨大的同情与温暖，懂得因材施教。
十年前我们一起写《领导力》那本书时，有两句话真正刻进了我的脑海。
第一句是："我从未试图被人喜爱，我也从不想被人惧怕，我只希望受人尊敬。"对一个领导者来说，去思考自己希望在他人心中留下怎样的印象，是极其精明的。
第二句，就是那三个神奇的词：永不放弃。还有一个画面我一直记得：当年大卫·贝克汉姆在世界杯上因一个荒唐举动被罚下场、断送了英格兰队，几乎要被千夫所指，而亚历克斯爵士专程赶到希思罗机场接他，像慈父般揽住他的肩膀，告诉他自己在他身边。
主持人：你谈到过，伟大的管理包含说服人们在看似不可能的事上取得成功。当你看着埃隆·马斯克——你曾形容他是美国历史上最伟大的实业家，或者贝佐斯、扎克伯格、拉里·佩奇，这里面是不是有一个共同分母?那种不断在看似不可能的事上成功、不断说服人们的能力，几乎无人能及。
迈克尔·莫里茨：这其实是每一位领导者的本职工作，埃隆只是把它像荧光大字一样写在了天幕上。如果你想创办一家企业，你就必须——我认为这也是每一位伟大领导者的美德之一，能够讲述一个关于未来何以可能的故事，描绘一幅蓝图。
因为无论面对早期员工，你得让他们对未来深信不疑才愿意加入;还是面对客户，你得说服他们公司稳健可靠;又或者面对投资人，你得讲一个"如果公司繁荣、他们的投资将变成什么"的愿景故事。
在埃隆那里，这一切是在完全不同的量级上进行的，因为他很多时候还要和政府打交道，启动那些别人未必想做的项目。但核心都一样：勾勒出绝大多数人看不到的未来可能性，然后说服他们加入这场愉快的冒险。
主持人：我们一开始谈到你作为"局外人"的身份，而某种程度上，你已经变成了终极的"局内人"——72岁，职业生涯大半在最负盛名的机构度过，身家数十亿，还是牛津、国家美术馆、布克奖的重要慈善家。
你是否已经放下了那种局外人的感觉?还是依然保留着同样的不安，隐约觉得母亲站在身后说"这还不够"?最后，书的致谢里你写道，你的孩子们"打开了你的双眼"，这是什么意思?
迈克尔·莫里茨：曾经是局外人，永远是局外人。这一点无法逃避。我对此毫无怨言，因为这就是我与生俱来、也是我离开这个世界时将带走的状态。
我这一生一直太幸运，绝不希望这些话听起来像自怜。父母熬过那段岁月的经历，让他们首先极度看重"生存";而我母亲身上有一种非凡的坚韧。这两样东西深深烙进了我：一是生存的必要，二是永远、永远、永远不要放弃——即使被拒绝，即使头几次都没成功，也要带着那份坚毅与执着，继续坚信下去。
至于我的孩子们如何打开了我的双眼——我想，他们教会了我一件事：我不需要活得像我的父母那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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