授衔名单公布后，少将李治并没有像许多人那样反复打听自己的级别。他穿着朴素，神情平静，仿佛那枚将星与往日的手术刀一样，只是工作所需的工具。
周恩来却没有轻描淡写。他知道，李治不是普通意义上的军医。长征路上，如果不是这个人及时作出判断，自己能否走出那场重病，确实很难说。于是见面时，周恩来对他说：“你的军衔，定低了。”
李治听后只是笑了笑：“什么军衔不军衔，有饭吃，有地方住就行。”
一句话，显出他的性格。
李治早年并不是军人。幼年时期，他曾亲眼见到疾病夺走乡亲的性命，便立下学医的志向。后来进入上海南洋医科大学学习，毕业后从事行医。那个年代，医生并不只是一个职业，很多时候还意味着要在战乱和贫困中谋生。
军阀混战期间，李治被强行征入部队，担任医官。时间不长，他所在的部队便在第一次反“围剿”作战中被红军击溃。1930年12月，国民党军第十八师师长张辉瓒在龙冈被红军俘虏，李治也因此进入红军队伍。
这次身份的改变，对他的人生影响极大。
红军不仅救治被俘人员，还按伤情分配药品和食物。李治原以为战场上的胜负只意味着一方压倒另一方，亲眼看到这些细节后，才逐渐意识到，这支队伍有着不同的纪律和追求。
他没有离开。
当时的红军缺医少药，懂得现代医学的军医更为稀缺。李治既有临床经验，又愿意扎进基层，很快承担起救治伤员的重任。手术器械不全，药品供应不足，他便一面学习，一面摸索，在极其有限的条件下寻找替代办法。
战事紧张时，他不只是坐在后方等伤员送来。行军途中，部队缺少担架，他会随队赶往前线；伤员太多，他便连续工作。对普通战士如此，对干部和将领也没有区别。
1935年长征途中，周恩来突发高烧，病情持续恶化。医疗人员一度难以判断病因，李治根据症状提出肝脓肿的判断，并主张尽快进行穿刺检查。这个决定风险不小，但如果继续拖延，后果同样严重。
他对周恩来说：“要查清病灶，不能再等。”
检查结果印证了他的判断。由于当时缺乏完善的手术条件，李治没有贸然采取高风险手术，而是结合病情，采用观察、调养和引流相配合的办法，密切记录体温、饮食和排泄情况，再随时调整用药。
那是一场与时间赛跑的救治。经过一段时间的处理，周恩来的高热逐渐退去，身体也慢慢恢复。后来周恩来多次提到李治，称他是自己的救命恩人，并非客套话，而是对那段经历的直接回忆。
李治还曾参与救治贺子珍。1935年长征途中，贺子珍在空袭中负重伤，身上多处受伤。李治赶到后，先处理失血和感染问题，再设法取出能够取出的弹片。医疗条件简陋，伤势又重，整个过程充满危险，但及时处置为后续治疗争取了机会。
一个受到周恩来信任，一个得到毛泽东认可，李治在部队中的声望由此可见。不过，他很少把这些经历挂在嘴边。伤员记得的是他的耐心，战友记得的是他在深夜里仍亮着的灯。
有意思的是，白求恩在中国工作期间，也曾接触过这批从战争中成长起来的军医。李治一方面吸收西方医学知识，另一方面根据中国战场的环境改进方法。没有无菌手术室，就尽量创造相对清洁的条件；缺少专用药物，就从护理、饮食和伤口处理上弥补。
1955年实行军衔制度，李治被授予少将军衔。按照当时的资历、职务和评定标准，这一结果有制度依据，但在许多熟悉他战功和医术的人看来，少将仍显得偏低。
周恩来的那句“军衔低了”，说的正是这种反差：李治救过重要人物，也救过无数普通士兵；他在关键时刻敢于承担责任，却从未把救命之功变成个人资本。
授衔之后，他依旧把主要精力放在医学研究和临床工作上。生活上十分简朴，家人也少有铺张。面对军衔，他看得淡；面对病人，却从不马虎。那枚少将军衔，最终成为他漫长军医生涯中的一个标记，而不是他评价自己的尺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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