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年春，云南昆明，陈赓刚从前线回来，桌上摊着的不是请功名单，而是一叠干部调配材料。西南战事尚未完全收束，部队需要整顿，地方工作也要接手。有人提醒他先报自己的战绩，他摆了摆手：“先把合适的人放到合适的位置。”
这句话，很像陈赓的作风。打仗时敢担责任，用人时不计较亲疏，出了问题也不急着把责任推给别人。正因为如此，他在军中少有尖锐冲突，许多将领愿意同他共事，并不是因为他处处圆滑，而是知道这个人办事有原则。
陈赓早年进入黄埔军校第一期，与蒋先云、贺衷寒等人同学。那一批学生后来走上不同道路，陈赓却很早显出两种特点：脑子灵活，性情直爽。1927年，他在武汉参与营救被捕同志，身份暴露后险些遇险。这样的经历，使他很早便明白，军人不只是会冲锋，还要在复杂局面中判断轻重。
长征途中，他腿部旧伤发作，行军十分艰难。身边人劝他坐担架，他没有长期接受照顾，而是能走就走，实在撑不住才作短暂休息。红军将士后来常说，看到陈赓还在队伍里，自己就不能轻易喊苦。威信不是喊出来的，是在最难的时候和大家站在一起。
抗日战争时期，陈赓担任八路军第一二九师第三八六旅旅长。太行山地形复杂，敌我力量悬殊，他很重视灵活机动，强调打得准、撤得快，更要保存有生力量。白天研究敌情，夜里深入部队，他不喜欢坐在机关里凭地图指挥。
有一次，部下谈到战斗安排，担心连续行动会增加伤亡。陈赓没有只讲大道理，而是把地图推到桌边，说：“仗要打，伤亡也要算。”一句话不长，却说明他的指挥并非只求声势。能取胜，也要尽量少付代价，这是他反复强调的尺度。
他的直率，还表现在对不正之风的态度上。部队中若有人仗势欺人，或者把功劳全揽到自己身上，陈赓往往当面指出，不给对方留下含糊空间。有人替犯错者说情，他会反问：“有功劳就奖，有问题就查，凭什么例外？”这种做法得罪不了真正做事的人，反而让基层干部觉得公道。
解放战争时期，陈赓的岗位几经变化，却始终处在关键方向。中原突围后，晋冀鲁豫野战军向南发展，他率部渡过黄河，参与开辟豫西根据地。部队远离熟悉区域，既要作战，又要筹粮、整训、发动群众，单靠猛打猛冲很难站稳脚跟。
陈赓看重年轻干部的历练。周希汉在他身边工作时，陈赓并不把所有事情都亲自包办，而是有意让他接触前线指挥和复杂局面。有人担心年轻干部经验不足，他却认为，干部不能永远躲在首长身后，真正的本领必须在实际任务中磨出来。
1949年2月，中原野战军改编为第二野战军，陈赓任第四兵团司令员兼政治委员。这样的安排，既便于统一指挥，也减少了军事与政治工作之间的掣肘。兵团副职郭天民、刘志坚，经历和性格各不相同，但陈赓能够让两人各展所长。
郭天民擅长部队指挥，刘志坚熟悉政治工作。陈赓开会时不喜欢一个人包揽发言，而是根据议题让副手充分说明意见。军事部署由熟悉战场的人讲，思想动员和组织工作由政治干部抓，遇到分歧再由他作决定。这个办法看似简单，却很考验主官的胸襟。
渡江以后，第四兵团参加解放华南的作战，部队连续行军，南方炎热、道路泥泞，后勤和卫生压力都很大。陈赓要求各级干部关注战士体力与疾病情况，不能只盯着地图上的箭头。对他来说，一支部队能不能继续作战，不仅取决于勇气，也取决于粮秣、医护和组织管理。
有意思的是，陈赓并不热衷于把自己塑造成“常胜将军”。战斗取得进展后，记者若追问谁的功劳最大，他往往把话题引向部队和基层指挥员。这样的谦让不是客套，因为在具体部署中，他同样要求责任到人、奖惩分明。愿意给别人让功，却不回避应负的责任，正是他容易被人信服的地方。
1955年，陈赓被授予大将军衔。此后，他把很大精力放在军事教育和国防科技建设上，参与筹办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工程学院，并担任院长。战场上的将领转入学校，并没有把课堂当成退居之所。他要求学员重视理论，也不能脱离部队实际，工程技术必须服务于国防需要。
陈赓一生经历复杂，职务有变化，搭档也不断更换，但他的处事底线始终清楚：打仗不怕担险，工作不争虚名，对部下尽量公道，对错误不能护短。1961年3月16日，陈赓在上海病逝，终年58岁。许多老部下悼念他时，反复提到的不是某一场战斗的细节，而是那种可以托付事情的踏实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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