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1年1月，皖南事变爆发，国共合作关系降至冰点，蒋介石随即宣布新四军为“叛军”，彻底停发八路军和新四军的全部军饷。
事实上，在这之前国民政府的拨款就已经名存实亡。
1940年10月，国民党方面发出“皓电”，将八路军北移作为恢复给养的前提条件，军饷发放从此中断。
到皖南事变之后，一切外援都告断绝，陕甘宁边区陷入了自成立以来最严重的财政危机。
在此之前，边区财政对外来拨款的依赖程度相当高。1939年，国民政府拨款占边区财政收入的89.66%，1940年仍占73.54%。加上海外华侨和后方进步人士的捐款，外来收入长期占边区总收入的一半以上。
换句话说，边区此前基本没有建立起独立运转的财政体系，一旦外部输血中断，整个系统的运转就面临停摆。
当时八路军已发展到约40万人，但国民政府仍按改编之初的编制拨款，每月70万元法币的军饷摊到每个人头上不到两块钱。
即便如此微薄，这笔钱在1941年之后也彻底没有了。
而困境不只来自停饷，日军加紧对敌后根据地的扫荡，国民党对边区实行严密的军事包围和经济封锁，严格限制货物和人员往来。
1940年起边区又连续遭遇旱灾和虫灾，粮食减产严重。这些困境叠加在一起，逼着延安必须找到新的出路。
边区首先从金融和财政制度上做了应急调整。
禁止法币在边区内流通，发行陕甘宁边区银行币，通过增发500万元边币给各机关部队提供生产启动资金。
同时发行建设救国公债，原计划发行500万元，边区群众踊跃认购，实际完成618万元，超出了一百多万元。
这些措施暂时缓解了燃眉之急，但货币超发也带来了物价上涨等问题，边区内部围绕财经政策的方向出现了不小的争论。
真正能够支撑长期运转的，还是需要开辟稳定的收入来源。
盐，是陕甘宁边区手里最实在的资源。边区北部定边、靖边一带盛产食盐，周边地区包括国统区和沦陷区都有需求。
1941年5月，边区政府颁布动员人民运销六十万驮食盐的决定，开始有组织地推动食盐运销。为了把盐运出去，边区政府拨出专款发展运输业，1941年投入25万元，1942年增加到150万元。
运盐主要依靠畜驮，骡马店成了关键节点。到1941年底，边区修筑大车道967公里，简易公路总里程达到1851公里，运盐的交通条件有了明显改善。
1941年边区实际运销食盐29.9万驮，食盐税占当年工商税收总额的46.3%，公盐代金占财政收入的27.73%。盐税和公盐两项加起来，在最困难的1941年撑起了边区财政收入的将近一半。
中共西北局甚至明确说过，食盐产销“关系到边区的生死存亡”。这话并不夸张，在当时的环境下，盐几乎是边区唯一能够大规模出口换取物资的商品。
但仅靠盐还不够。边区脱产人员数量庞大，粮食供给始终紧张，从外面买粮成本太高。
1941年3月，中共中央命令八路军三五九旅开赴南泥湾实行军垦屯田。
南泥湾在延安东南方向，荒无人烟但土质肥沃，适合开垦。旅长王震带着一万多名战士，在缺乏资金和工具的情况下，一手拿枪一手拿锄头，从零开始开荒种地。
1941年当年全旅开荒1.12万亩，收获细粮1200石，粮食自给率达到79.5%，经费自给率78.5%。到1944年，三五九旅在南泥湾累计开荒26万多亩，产粮近4万石，昔日荒凉的“烂泥湾”变成了“陕北江南”。
南泥湾只是大生产运动的一个缩影。从1941年起，边区各机关、学校、部队都投入了生产自给运动。
到1944年，边区机关生产自给部分已占到财政支出的64%。边区还陆续办起了纺织、造纸、印刷等自给工业，轻工业品基本实现了自给或半自给。
部队和机关通过自己种粮、自己织布、自己造纸，大幅减少了对市场上物资的采购需求，财政压力随之减轻。
与“开源”同样重要的是“节流”。边区脱产人员多、机构臃肿的问题在财政宽裕时不太显眼，一旦收入骤减，矛盾就暴露出来。
1941年11月，陕甘宁边区第二届参议会第一次会议上，米脂县参议会议长李鼎铭等11名参议员联名提出精兵简政的提案，建议政府彻底计划经济，精简机构和人员，避免入不敷出的局面。
11月18日，参议会通过了提案并形成边区政府的决议。
精兵简政在边区迅速推开。边区政府率先精简自身机构，民政厅、财政厅、建设厅、保安处、高等法院等部门在1941年12月内先后完成精简，边区银行总分行也同步调整。
各抗日根据地随后也陆续推行了这一政策，晋察冀军区将总兵力从近11万人缩减到9.5万人。精简不仅减少了财政供养人员，也提高了行政效率，把有限的资源集中到了最需要的地方。
这三条“财路”解决的不只是1941年一时的困难。盐业运销让边区建立了稳定的出口贸易和税收来源，大生产运动从根本上改变了边区粮食和物资依赖外部输入的局面，精兵简政则从内部压缩了不必要的消耗。
三者相互配合，使边区从外援依赖型财政逐步转向独立自主的财政体系。
这个过程并不顺利，中间经历了物价波动、政策争论、民众负担加重等问题，但延安最终撑过了抗战中最艰难的一段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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