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7年5月，西藏东南部山口仍被积雪覆盖，成都军区一场大规模军事行动悄然展开。名义上是演习，实质却围绕桑多河谷一带的边境控制展开。数万名解放军进入高原，工兵、炮兵、航空兵和后勤部队协同动作，整个行动牵动了中印两国神经。
这片地区所称的桑多河谷，通常指桑多洛河谷，也就是中印边境东段的朗久、克节朗方向。这里海拔高、道路少，气候变化极快。一个边防哨所、一条简易道路，甚至一座临时帐篷，都可能被对方视为改变实际控制状况的信号。
矛盾的积累始于1986年。印度方面在桑多洛河谷附近设置新的据点，并试图将兵力和设施向争议地区推进。中方提出交涉后，印军并未停止行动，反而加强了道路、营地和兵力部署。对印度军方而言，这被称为“前进政策”的延续；对中国而言，则是对边境现状的直接冲击。
印度当时的军事判断，带有明显的试探意味。新任陆军参谋长桑达尔吉上将认为，印度已经不是1962年的印度，军队装备、交通条件和动员能力都有提升。印军随后在东段调集较大规模兵力，举行代号为“猎鹰”的军事行动，意在用持续增兵制造既成事实。
中国没有立即采取大规模攻击，而是选择了另一种应对方式。1987年初，中央军委要求加强边境控制、保持边境稳定。成都军区接到任务后，组织西藏边防部队在朗久和克节朗方向设点，行动代号为“87·4”。
这次行动的关键，不在于“打掉”对方据点，而在于把中国军队的控制线稳稳向前推进。总参工作组曾明确要求：可以对峙，但不能轻易开火；要设点，不是拔点；要敢于面对压力，也要避免局势失控。
指挥员面对的是两难局面。设点太慢，可能被印军抢占先机；推进过猛，又可能引发交火。成都军区副司令员廖锡龙、参谋长陶伯钧等负责组织协调，最终决定朗久、克节朗两路同时展开行动。
工兵第15团承担道路、营地和阵地保障，炮兵部队向前沿机动，边防部队则负责具体设点。空军战斗机进驻西藏，承担战备值班任务。参与行动的部队达到数万人，连同运输、医疗和工程保障人员，规模远超普通训练演习。
有意思的是，计划并没有完全按照纸面展开。5月下旬，克节朗方向积雪尚未消融，部队过河设点条件不成熟。成都军区随即调整部署，决定暂缓过河，把重点放在河北岸控制线上。朗久方向则继续推进，部队在高地附近与印军哨所形成对峙。
到6月18日前后，西藏边防部队在克节朗河北岸建立多个边防点，控制了关键位置。双方距离很近，哨所之间能够观察到对方活动。枪声没有响起，但望远镜、无线电和工事，构成了另一种紧张对话。
前沿指挥员反复强调：“你设你的，我设我的，尽量不要开第一枪。”这句话听起来简单，执行起来却极难。高原缺氧、道路险峻，部队既要保持战备状态，又要严格控制行动尺度。
此时，印度方面也在不断增兵。印军大部队和空军力量向东段靠拢，舆论普遍担心局部摩擦会演变成全面冲突。可是，印度政府最终没有批准发动大规模进攻。拉吉夫·甘地清楚认识到，一旦战争爆发，印度未必能够迅速取得优势，外交和经济代价也会随之扩大。
局势最紧张时，桑达尔吉在公开场合改变了强硬口吻。他声称中印边境并不存在外界所说的紧张状态，并否认印度采取了入侵行动，只强调是“自卫”。这番表态与此前的军事动作形成反差，说明印度军方虽然不断施压，但政府并不愿承担战争后果。
6月下旬以后，中方开始准备撤回大部分参演部队。印度国内仍有强硬声音，国防部门宣称不会放弃争议地区的土地，前沿一度出现再次增兵迹象。经过政治层面的干预，印军没有继续把危机推向战争边缘。
进入7月，中印双方前线指挥官举行接触，部队逐步后撤，紧张局面得到缓解。1987年的“87·4”没有演变成新的大规模战争，却完成了一个重要目标：在不主动扩大冲突的前提下，中国重新稳固了桑多洛河谷一带的实际控制态势。
1988年12月，拉吉夫·甘地访问中国，中印关系重新回到谈判轨道。边境争议没有因此立即消失，但双方都明白，军事对峙可以制造压力，却不能替代政治解决。桑多河谷的那场较量，正是在阵地、道路和谈判桌之间，完成了力量与意志的重新校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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