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1年1月12日凌晨，北京石景山一带落着细雪，京西矿区的电话铃声突然响起。值班人员报告，大台煤矿井下发生冒顶，40多名矿工被困。电话很快接到北京市委，时任北京市委第二书记刘仁连夜赶到指挥位置。
这不是普通的生产事故。大台矿承担着首都煤炭供应，井下地质条件却相当复杂，断层、软岩和旧巷道交错分布，顶板管理稍有疏忽，就可能出现严重后果。那几年，城市生产和生活都离不开煤，矿山的压力可想而知。
刘仁没有停留在电话旁听汇报。他让有关方面迅速核实被困人数、巷道位置和通风情况，同时要求救援人员先保证井下空气流通，再研究接近路线。一名干部担心继续掘进会引发二次冒顶，他沉默片刻，说：“人还在里面，办法要从现场找。”
这句话并不华丽，却符合刘仁一贯的办事方式。他处理城市工作，少有坐在办公室里等报告的时候。农业、工业、交通和防汛，只要涉及群众生活，他总要到现场看一看。对矿井这样的地方，更不能只凭纸面上的数字作判断。
救援随即展开。矿山干部、工程技术人员和井下工人分头检查巷道，清理塌落的煤矸石，加固能够利用的支护，想办法恢复通风。井下黑暗、积水和余震般的落石声，使每一步都格外艰难。救护人员要面对的，不只是堵塞的巷道，还有随时可能变化的顶板压力。
被困矿工也没有坐等。按照井下经验，他们尽量集中在相对安全的地点，节省体力和照明，轮流敲击管道，向外界传递信号。地面人员听见声响后，便根据回声判断大致方位，再调整掘进方向。救援由此变成一场地上地下共同完成的较量。
有意思的是，矿工们后来回忆，那些最能稳定人心的并非口号，而是一些具体安排：通风不能断，支架不能省，井下人员的饮水要设法送到。刘仁反复追问的也是这些细节。他问得很细，甚至会追问一根木支柱是否够牢、一段巷道是否有积水。
经过连续抢险，救援队终于与被困人员取得联系。电话那头传来消息：“人都在。”指挥室里紧绷的空气一下松开。刘仁没有马上庆贺，只交代继续加固巷道、抽排积水，确认人员能够安全升井。对矿井事故来说，听见回声只是转机，真正脱险还要走完剩下的路。
矿工陆续升井后，刘仁才在短暂休息时被人发现鬓角变白。有人问他是不是一夜之间急白了头发，他只回了一句：“先看矿工，头发以后再说。”这件事后来在矿区流传，逐渐有了“一夜白头”的说法。它未必是医学意义上的突然变化，却反映出当时干部和工人对那场救援的深刻印象。
刘仁1909年出生于四川酉阳，青年时期到北京求学，192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革命年代，他经历过被捕、监禁和辗转工作，也曾在晋察冀从事地方建设。长期与基层群众打交道，使他形成了一个鲜明习惯：遇到急事，先到最困难的地方去。
北平即将解放时，他曾参与争取知识分子留下。新中国成立后，首都建设任务繁重，他又把大量精力放在农业生产、工业布局、交通改善和防汛抢险上。有人觉得他管得太宽，他却认为，城市工作本来就是一环扣一环，哪一处松动，都可能变成群众生活中的大问题。
大台矿事故之后，善后并没有停留在慰问层面。有关方面继续检查顶板支护、通风系统和巷道管理，研究怎样减少类似险情。刘仁要求技术人员把隐患、设备和经费一项项列清楚，不能只写“加强管理”几个字。不得不说，这种追问虽显琐碎，却是事故教训能够落地的关键。
1961年的京西，煤矿工人的生活并不宽裕，生产条件也谈不上优越。可在那场冒顶事故中，井上井下都没有放弃。刘仁后来仍处理着一摞摞城市事务，矿工们则回到岗位，继续在巷道深处作业。那头骤然增多的白发，成了大台矿工人记忆中一个不易磨灭的细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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