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叫老周,在绥芬河开了九年饭馆,赔进去半辈子积蓄,去年冬天最难的时候,我媳妇把一沓火车票摔在了收银台上,说老周你自己挑一张,我带你闺女走,你自己守着这个店等死吧。
这店叫周家灶,就在火车站往南那条街,门脸不大,八张桌。九年前我跟我媳妇翠芝拿全部积蓄盘下来的,那会儿口岸红火,满大街都是拉货的挂车,俄罗斯人过境来买东西,一天能翻三四轮台。翠芝掌勺,我跑堂兼采买,闺女周圆就睡在后屋纸箱搭的窝里,客人多的时候,她自己在纸箱里玩,不哭也不闹。
那几年是真挣钱。我寻思着再干两年,就换个大点的门脸,把闺女送市里好点的学校。
计划赶不上变化。
先是口岸货量掉下来,街上挂车肉眼可见地少。接着卢布晃了几回,俄罗斯客人攥着钱算了又算,点菜先问价,一听锅包肉四十八,扭头就走。再后来房东上门,说这条街要整体规划,房租一年一签,涨两成,爱干不干。
去年一年,我赔了小十万。翠芝娘家借的钱还没还上,她爸做手术又掏了一笔。我俩从秋天开始,一天说话不超过十句,一开口就是钱。
她摔火车票那天,是腊月二十三,小年。她说她妹妹在杭州开家政公司,缺人手,一个月给八千,管住。她说老周,我不年轻了,我在这锅台边上站了九年,腰站坏了,手全是烫疤,我图什么。她说这店就是个无底洞,你把咱家全填进去,都听不见个响。
我没吭声。我能说什么,店是我张罗开的,话是我当年放的,说三年回本,说换大店,说送闺女去好学校。九年了,一样没成。
我就说了一句,年后再说吧,过年还指着这几天呢。
她没再说话,回后厨剁饺子馅,剁得案板山响。
就在这个坎儿上,我得说说那两个俄罗斯女人。
一个叫卡佳,一个叫娜佳。
卡佳三十五六,块头大,嗓门也大,中文说得顺,在口岸那边给人做翻译,顺带帮两边商人对接货。她是我店里的老主顾,从五年前就常来,一来就坐靠门第二张桌,点溜肉段,要米饭,拿勺舀着吃,吃得香。
娜佳不一样。娜佳看着不到三十,个子高,头发是那种浅金的,话少,进门冲你点一下头,找最里头角落那桌,永远点一个菜,红汤,配两片列巴。有时候卡佳跟着来,俩人俄语嘀嘀咕咕说一气,娜佳多数时候就是听,偶尔笑一下。
她俩头一回来,是个下雨的晚上,店里没客人。卡佳进门就嚷嚷,老板,有热乎的没有,随便整,饿死我们了。我做了一锅乱炖,俩人吃得头都不抬。结账的时候卡佳数着卢布和人民币兑了半天,娜佳在旁边看着,突然用中文说了句,汤很像我妈妈做的。
字正腔圆,给我整一愣。
后来我知道,娜佳在这边的俄货店打工,站柜台。她们那边过来上班的人,中午不舍得下馆子,多数自己带饭,在店里的小屋凑合热一口。卡佳能来,是挣得多。娜佳来,我一开始纳闷,她一顿红汤加列巴,二十八,不算便宜。
来得多了就熟了。卡佳管我叫周哥,管翠芝叫周嫂,逢年过节还从口岸那边捎两块巧克力给周圆。娜佳不叫人,她进门点头,出门也点头,就这么个礼数。
翠芝烦卡佳,不烦娜佳。卡佳嗓门大,进门就是一通咋呼,翠芝在后厨听着皱眉。可卡佳带人来啊,一礼拜总有一回,领着三五个俄国客商进店,指着我家菜单说,这家,便宜,好吃,你们就吃这个,别的地方宰你们。那些客商吃完了,抹抹嘴,冲我竖大拇指。
十二月最惨那阵,有一天中午,全店就卡佳带来的一桌客人。她吃了饭不走,坐着嗑瓜子,看我跟翠芝分头对账,谁也不理谁。她突然说,周哥,你俩吵架了?
我说没有。
她哼了一声,说我们那有句话,锅凉了可以再烧,人凉了就凉透了。说完她拍出两百块钱,说这是下回的饭钱,先押你这儿,我们下礼拜还来,多带几个人。
我说卡佳,你这是干啥。
她说,你这店不能黄。这街上好吃的店就剩你一家没糊弄人,你黄了我上哪吃溜肉段去。
就为这句话,我那天晚上多喝了二两。
腊月里还有件事,我一直没跟人说过。
那天是腊月十六,下了大雪,绥芬河的雪,下起来是横着走的。晚上九点,我寻思没客人了,早点关门。刚要翻牌,门开了,娜佳进来了,一身雪,眉毛上都是白的。
我说姑娘,要打烊了。
她点头,说,我知道。她说,周老板,能不能给我做一碗红汤,我今天,不想回去了。
我说行,你坐。
汤端上去,她没怎么动勺,就拿勺在碗里慢慢搅。我在柜台后头擦酒瓶,也不敢吱声。搅了能有十来分钟,她突然抬头,问了我一句话。
她说,周老板,你猜,我为什么留在中国。
我说这个我上哪猜去,你们那边过来上班的,不都是为了多挣点。
她摇头,笑了一下,说,卡佳是为了钱。我,不是。
然后她就不说了,低头喝汤,一口一口,喝得很慢。喝完,她掏钱放桌上,三十五,她说多的算小费。我说用不着,收了二十八。她穿好外套,走到门口,又回头说了一句,她说,再过两个月,你就知道我为什么留下了。
推门出去,风雪把她背影糊没了。
我在柜台后头站了半天,寻思这话啥意思。两个月后,我上哪知道去,我又不是神仙。可这话搁在我心里,跟落进雪里的火炭似的,不响,但一直没灭。
年后初八,卡佳来了,一个人,没带客商,也没带娜佳。她一进门我就觉得不对,她不咋呼了,往那儿一坐,闷头喝茶。
我说咋的了,生意不顺?
她说,周哥,娜佳出事了。
我手里的抹布都掉了。
她说,娜佳上礼拜没去店里上班,手机关机,货店的老板娘找她,宿舍里东西都在,人没了。她们那边过来的人帮忙打听,说她被人看见上了一辆黑车,往东宁那边去了。报案了,警察在看监控。
我说她一打工的姑娘,能出啥事,是不是回家了她?
卡佳盯着我,说了一句我到现在都忘不了的话。她说,周哥,娜佳不缺钱。她卡里的钱,她给我看过数字,够她在我们那边买一套房。她那么省,天天一碗红汤,她攒钱不是为了自己。
我说那为了啥。
卡佳说,我哪知道。她谁都不说。就上个月,我看见她给一个中国地址汇钱,一个月一回,雷打不动。地址我瞄了一眼,是南方,一个什么村。
正说着,我后厨的帘子一掀,翠芝站在那儿,围裙都没解,脸色说不上是什么。她在里头听了多久,我不知道。
她走过来,把一壶热水墩在卡佳桌上,说,姑娘,慢慢说,到底怎么了。
那是腊月二十九摔完火车票之后,我媳妇头一回主动跟人打听店里的事。
卡佳走了以后,翠芝坐下来,半天,说了一句,老周,店先别盘了。
我说咋了,你不是要带闺女走。
她说,我原本觉得,这店就是咱家塌下来的天。今天听着那姑娘的事,我突然觉得,人家一个外国人,一个姑娘家,在咱这地界上,天塌得比咱狠,人家还没跑呢。她说,咱们跑了,这店就真没了,那姑娘要是哪天回来喝汤,上哪喝去。
我说翠芝,就为一个喝汤的?
她说,不光为汤。她说,大过年的,人心不能散。
那顿饭,是我们仨,我、她、周圆,年后头一回坐一个桌上涮锅子。锅开了,热气糊了半面玻璃,窗外的雪一挂一挂往下掉。
娜佳的事,后来有了信儿,但不是好消息,也不是坏消息,是个谁都没料到的信儿。开春第一场雨那天下来的,来的人不是娜佳,也不是卡佳。
是两个穿制服的,进门先问,谁是这店的老板。
我说我是。
他们问了仨问题。娜佳是不是常来我这吃饭。她是不是跟我说过一句话,再过两个月你就知道我为什么留下了。她汇钱的那个地址,我知不知道。
我说前两个是,最后一个我不知道。
他们互相看了一眼,说,周老板,你要是想起什么,随时联系我们。还有,他们说,那个地址上的人,可能会来一趟绥芬河,会来你这店里。来的时候,你给我们打个电话。
我说那是她什么人,你们得给我交个底,我开店做生意的,我怕惹事。
年纪大的那个,走到门口,回头看了我一眼,说了一句话。
就这句话,让我这九年开饭馆碰到的所有事,全都不算事了。
他说,周老板,你那锅红汤,她在这边,只在你家喝。她那个人,在这边,只信你一个人。
门关上,雨还在下。翠芝从后厨出来,手里攥着笊篱,看着我。周圆趴在窗台上往外看那两个人上了车。
我站在柜台后头,脑子里就一件事:那封信上说的两个月,就快到了。娜佳说,到时候我就知道,她为什么留在中国。
现在人没回来,警察来了,南边那个村的人也要来了。
我这九年的灶,烧的是锅里的火。谁知道最后烫手的,是这么一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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