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仆寺的簿册上，马是分栏记的。
哪一苑、哪一群、几岁口、公的母的、能骑不能骑，一栏一栏写清楚。每年秋天要报数，报的时候要核，核不上要问。北京和南京各有一个太仆寺，管的就是这件事：天下的官马。
马在冷兵器年代就是机动力。传信靠它，冲锋靠它，运粮也靠它。一个有马的王朝和一个没马的王朝，打起来不是一回事。
所以马政从来是国政。可养马的账，最后是算在种地的人头上。
派到户上的马
明初的办法，叫民牧。
官府把马派给民户养。哪一户养几匹，按丁口和田亩定。养马的户叫马户，马户可以免掉一部分徭役，算是补偿。马由官府给，草料自己出，马死了要赔，马病了要治，生下小马要报。
这套办法听上去合理：国家没有大牧场，就借民间的力气。百姓得马用，官府得马数，两头都省。
实际做起来全是难处。一匹马一天吃掉的草料，抵得上几口人的口粮。一匹母马下崽，一年一胎算好。马怕潮、怕热、怕瘟疫，一场病下来死一片。马户把最好的地拿去种草，把最好的料留给马，自家孩子饿肚子。
夜里得起来添料，马不能饿着过夜。冬天要给马棚挡风，夏天要给它刷洗。马要是瘦了，来查验的人一眼就能看出来，看出来的就是罚。
马死了最要命。按规矩要赔，赔不起就摊，摊不下来就逃。逃了的户，他的马派到别家头上。一户逃，全村的重。
马是官家的，草料是自己的，赔也是自己的。这样的账，越到下面越算不平。
从马变成银子
土木之变那一年，明军的马匹损失极重。
那是正统十四年，皇帝亲征，大军在土木堡溃散，随军的马匹几乎丢尽。仗打完，朝廷第一件事是问：马还剩多少。答案很难看。
补马要钱，要人，要时间。民牧这套办法本来就摇摇欲坠，这一下彻底撑不住。于是朝廷开始改：不一定要马，折成银子也行。要马的时候拿银子去买，不要马的时候银子入库。
到了后来，折银成了常例。太仆寺管的就不只是马了，还有一大笔马价银。银子一多，太仆寺就成了一个有钱的衙门。有钱就有人惦记：边饷不够，从这里借；宫里要用，从这里借；借了记一笔，还的时候再说。
明代中后期，太仆寺的存银被借支的事一再出现。每次都是急事，每次都说是暂借，暂到后来就成了常例。马政的本意是养马，最后养出了一本账。
马场的荒
再往后，马越来越少。
不是因为不需要，是因为养不如买，买不如借。边界一紧，就向边镇要；边镇没有，就向民间征；民间也没有，就折银了事。一层一层往上糊，糊到最上面，看到的只是一笔数字。
有马的时候，朝廷知道哪一苑、哪一群、几岁口。没马的时候，只知道自己账上有多少钱，能买多少匹。钱能贬值，马不能。真到打起来，钱还在，马没了。
明代中后期的奏疏里，不止一个人提过这件事：太仆寺的银子看着不少，可兵部要马的时候，还是凑不齐。册子上的马变成了册子上的银，银子又变成了别处的开销。
马政的架子本来搭得很齐：中央有太仆寺，北方还有行太仆寺，边上设苑马寺，再下面是监、是苑，草场一片连一片。架子搭起来容易，维持下去难。草场会被侵占，先是边民偷偷种，后来将官也来占，占得多了，牧地就变成了田。牧地一少，苑马就养不成群，只能指望民牧。民牧再撑不住，就只剩折银一条路。
一条鞭法推行以后，各种差役杂派都并进了一条：按亩征银，该谁出多少写在一条上。马政也跟着并了进去，从此不再派马，只征银。对百姓来说，账简单了；对朝廷来说，马没了。
清代的马政换了个路子。八旗有马厂，口外有牧场，官马主要供军。民间的马不再按户派养，官府要用马就拿钱买。这套办法省事，也把马变成了纯粹的商品：平时不见马，打仗才去买，买的时候价钱由卖家说了算。
一匹马的账，从头到尾都是这么算的：草料是马户的，马是国家的，赔是马户的，银子是太仆寺的，最后银子去了哪儿，得去问户部。
那个种草喂马的农户，一辈子大概也没骑过一回自己养的马。他只知道，每年秋天要报数，马死了要赔，马瘦了要挨骂。
买马的账他也听说过。马价一年一个样，仗一紧就翻倍，因为不只官府在买，边镇也在买，商人也囤。马少的时候，银子就不值钱了，值钱的是那匹马。
明代边镇的马，一部分靠太仆寺调，一部分自己买。买的钱从哪儿来？从民屯、从盐引、从加派。绕了一圈，还是摊回田亩。
农户的孙子后来当了兵，骑的是官马。他没见过爷爷种草的那块地，也不认得那匹让他家赔过钱的母马。
明代还有一条规矩叫"计丁养马"，人丁和田亩都算进去，谁家该养几匹，册子上写得死死的。规矩越细，钻空子的人也越多：有钱的把马折成银子交上去，没钱的只能自己养。摊到谁头上，看的是谁家没有说话的地方。
马政之外，还有驿马。驿站用的马按站配备，按勘合调用，走完一程换一程。驿马的马夫、草料、蹄铁，也各有专账。一匹马的账，走到哪儿都有一本。
参考资料
1. 张廷玉等：《明史》卷九十二《兵志四·马政》。
2. 《大明会典》卷一百五十《太仆寺》。
3. 杨时乔：《马政纪》，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4. 王世贞：《弇山堂别集》，中华书局，1985年。
5. 陈文石：《明代马政研究》，台湾大学出版委员会，1973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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