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lub提要：多极世界已经成为各国描绘未来国际秩序时的关键词。欧洲与加拿大加快推进合作，海湾国家凭借巨额资本和能源财富不断拓展国际影响力，印度、土耳其等地区强国也在借助历史、文化与宗教传统，争取更大的国际话语空间。然而，金融、制造业与前沿技术领域的核心能力，依旧高度集中在中国与美国。
问题来了：今天各种力量活跃的“多极化”，究竟意味着新的世界中心正在形成，还是各国只是在博弈中争取更有利的战略位置？对这一问题的判断，也决定我们如何理解中美关系对世界走向的意义。
本文从中美具备的物质优势切入，梳理欧洲自主合作存在的现实边界，以及海湾财富在冲突、财政压力与人才流动背景下显现的脆弱性。欧加合作协议可以提升各方谈判筹码，主权基金能够获取资产与对接渠道，但安全保障、制度信誉和人才体系建设，需要更长周期的积淀。各国对英美法系、高校资源与专业人际网络的持续依赖，揭示出资本表层之下更深层的秩序架构。
文章随后转向道德引领力议题。美国天主教在政/法/学界等领域的崛起，以及俄罗斯东正教会和伊斯兰世界的组织动员能力，共同说明：当社会追问发展的目的、牺牲的价值，以及谁能够代表共同未来之时，文明传统依旧可以转化为现实政治力量。
世界由此呈现三层并存格局：物质能力趋于集中，政治主动性趋于分散，道德引领处于持续竞争之中。中美重塑全球秩序的关键，在于让自身的复兴进程兼顾其他社会的尊严、安全与发展诉求，使两国的实力成为支撑全球和平的有利条件。
一、中美的事实主导：现代世界的两大物质中心
一国推出新发展战略后，首先要回应的往往是同一组问题：资金从何处筹措？设备向何方采购？技术由谁供给？产品销往哪里？遭遇危机时又可依托何种保障？外交话语可以描绘多重力量中心，但现代化的现实运行逻辑，正把越来越多的选择导向中国与美国。
美元霸权虽广受批评并正在衰退，却也印证其强大影响力和其背后网络的牢固性。中国的核心地位，则体现在支撑现代化运转的生产网络。工厂背后，是供应商、工程师、基础设施与物流环环相扣的完整体系。其他国家若想扩大能源供给、推进电气化转型、压低工业成本，就必须处理同这套体系的关系。
人工智能将这一格局延伸至新领域。斯坦福大学《2026人工智能指数报告》显示，美中领跑前沿大模型研发，两国企业在2025年贡献了超过90%的重要前沿模型成果。
中美这两个“物质超级大国”，其影响力并不局限于经济总量。它是一种跨多领域、足以改变他国行动环境的塑造力。
9月举行的中美元首峰会，正是这种力量的直接体现。双方宣布搭建贸易与投资对话机制，磋商关键矿产供给议题，并建立先进人工智能相关事件的双边沟通渠道。会场内磋商的是双边关系，会场外各国企业与政府，则需要据此重新评估机遇与风险。中美之间能否开展协调，已然成为其他国家谋划自身未来的基础前提之一。
这也划定了当前多极化进程的起点。各国依旧保有战略自主性，并持续寻求新合作对象；它们首要争取的，是在中美深度嵌入的全球体系之中，拓宽选择空间、分散风险、提升自身话语权。作为美国盟友的传统工业强国，欧洲与加拿大的结盟尝试，为此提供了最完整的观察样本。
▲ 特朗普在近期元首会晤中采取了与以往不同的对华策略，不仅以隆重仪式欢迎，还陪同其参观美国国家档案馆，意在通过将其视为对等大国领导人并建立友好私人关系来换取实质性利益。来源：The Washington Post
二、“第三极”难崛起：欧洲与加拿大携手背后
欧洲与加拿大拥有成熟市场、工业积淀、完善公共机构与丰富外交经验。二者的靠拢，具备将政治意愿转化为制度安排的基础。
2025年6月，双方签署安全与防务伙伴关系；2026年6月15日，欧盟理事会完成加拿大参与“欧洲安全行动”采购的协议审批流程。加拿大由此成为首个加入该机制的非欧洲国家，其企业与产品得以进入相关联合采购渠道。今年9月16日，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于法国斯特拉斯堡的欧洲议会全体会议发表欧盟“盟情咨文”，明确提出推动加拿大成为欧盟首个“联席成员”。
这一系列安排，将双方对于外部压力的共同关切转化为订单、产业协作与市场准入。对两国而言，这项合作一项确定的收益，便是在面对美国时拥有更多政策选项。
9月20日，法国总统马克龙与加拿大总理卡尼在圣皮埃尔和密克隆（Saint-Pierre-et-Miquelon）会晤，进一步夯实双边合作。两国提议推进航天基础设施合作，将防务、航空航天、能源安全与人工智能纳入共同议事议程。会晤地点本身亦具备象征意味：法国这片毗邻加拿大的海外领土，成为跨大西洋自主协作的平台。
法国几乎具备一个独立力量中心所需的全部要素：核威慑力量、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席位、本土军工企业、全球外交网络，以及输出普适性政治理念的历史底气。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SIPRI）数据显示，2021至2025年间，法国为全球第二大主要武器出口国，占全球出口总量的9.8%。马克龙的战略雄心植根于实打实的国家实力。
但欧洲整体的装备采购选择，揭示出另一重结构性现实。同一机构统计数据显示，2021—2025年欧洲北约成员国主要武器进口规模，较2016—2020年增长143%，其中美国占这一阶段进口总量的58%。紧迫的安全需求，促使欧洲资金流向交付能力更强的美制装备。而装备采购会连带形成训练、维保、弹药供给与迭代升级的长期绑定，单次交易最终演变为多年的依附关系。
技术自主的推进路径与之相似。2025年9月，荷兰光刻机企业ASML向法国本土头部AI企业Mistral投资13亿欧元，获得约11%股权，打通欧洲工业积累与大模型研发之间的链路。
法国同时积极争取塑造未来规则的话语权。9月22日，爱丽舍宫发布人工智能时代儿童权利与保护联盟路线图。随后到访的新教宗，又将法国置于技术、人性与文明责任议题讨论的核心。马克龙持续搭建各类对话平台，力图整合法国的工业资产、外交能力与思想传统。
五天前的法加会晤，与之后举办的中美元首峰会，呈现出截然不同的议程层级。巴黎与渥太华着力拓展双边合作，华盛顿和北京则围绕能够影响全球生产、投资与前沿技术的底层规则展开磋商。法国提出的各类议题，往往需要置于中美关系框架之下，才能获得全球层面的战略意义。美国及其对华战略，因此持续塑造外界理解欧洲自主叙事的视角。
欧加合作的实际成效，体现为议价能力的逐步提升：让合作方难以绕开自身，让外部压力不易直接转化为被动顺从，为本国产业争取更大生存空间。
连拥有深厚历史积淀的欧洲推进自主战略尚且步履维艰，近年依托巨额资本快速登上国际政治舞台的海湾国家，所要面对的实力转化难题则更为突出。
▲法国总统马克龙与加拿大总理卡尼在圣皮埃尔和密克隆群岛举行了历史性峰会，同意全面深化跨大西洋关系与战略合作。此次不仅是加拿大总理首次访问该法国海外领地，旨在修复1992年海域边界争议留下的历史创伤，双方还在国防、航空航天、能源及战略基础设施等核心领域达成多项共识。
三、资本新贵的脆弱性：金钱只是秩序竞争的起点
海湾资本可切入他国政商网络、改善一国外汇基本面，也能为新建港口、城市开发与人工智能产业注入启动资金。这类交易，令海湾国家成为国际政治中不容忽视的参与者。与此同时，它们还需要为维系财富所依托的安全保障、人才储备与制度信誉，持续寻求外部支撑。
阿联酋对埃及的投资，直观展现资金所能释放的影响力。2024年2月公布的拉斯海克马项目总额达350亿美元，由阿布扎比主权投资机构ADQ牵头组建财团参与，为外汇紧缺的埃及提供关键资金支持。非洲之角的柏培拉港项目，则将迪拜环球港务集团（DP World）的投资与港口运营、贸易通道建设和区域发展绑定。资金一旦落地土地与基础设施项目，便可长期参与当地利益分配。
近年来，海湾资本与美国家族企业、外交中间人圈层建立关联，商业合作创造了对接渠道与共同利益。但一国能否自主掌握自身安全命运，仍要经受战争与危机的考验。
伊朗相关冲突，将这一考验直接摆在海湾地区面前。海湾各国政府既要防护高度集中的机场、港口、能源设施与城市基建，又难以单独掌控美伊之间冲突升级的节奏。财富可以采购防御装备，但本土领土面临的风险，仍在很大程度上受制于他国决策。
财政状况同样开始约束战略雄心。国际货币基金组织2026年7月评估显示，沙特2025年财政赤字占GDP比重为5.8%，预计2026年为3.7%；经济增速预期将从2025年的4.6%回落至1.7%。充足外汇储备、银行缓冲空间以及连通红海的输油管道，构成其抗风险底座，政府也必须重新调整支出与投资的优先次序。即便坐拥庞大资产，该国仍要在基础设施建设、产业转型与应急保障之间权衡取舍。
对迪拜而言，最核心的敏感资源是愿意长期居留的人才与资本。路透社6月25日报道，迪拜金融市场外资资金流向发生反转：截至2月26日，年内外资净流入8.90亿美元；至6月12日，转为年内净流出8.53亿美元。这一特定证券市场的资金变动，直观反映冲突期间国际投资者风险偏好的转向。报道还提及，迪拜官员于3月召集数百名商界人士，商议如何吸引游客与资本回流、出台配套举措扶持本土企业。
人才布局同样出现流动调整。《世界报》8月报道提到，部分英美银行将团队迁往远离冲突区域的地点。远程办公与阶段性迁移，让国际金融人才在维持业务联系的同时，撤出高风险区域。
这种对外部制度的依赖，早已嵌入统治精英的代际规划。巴林王储曾就读于华盛顿美利坚大学，其子2012年于该校取得政治学与经济学学士学位，后续接受英国海军培训。王室公开履历呈现清晰选择：下一代所需要的教育资质、专业训练和国际人脉，相当一部分仍取自美英体系。
这类选择，体现本土财富与外部制度的互补关系。精英圈层可直接购买国际发展机会；国家则在欧美成熟体系基础上搭建本土人才体系。沙特HUMAIN与英伟达2025年宣布共建人工智能工厂、培训数千名开发者，正是为应对这一问题做出的尝试。
不只是海湾国家，一批具备发展潜力的中亚新兴经济体，也在制度层面对接西方规则。哈萨克斯坦阿斯塔纳国际金融中心法院引入英国普通法体系，其首席大法官伯内特勋爵曾任英格兰及威尔士首席大法官。这套司法程序与专业公信力，成为向国际投资者展示开放度与可预期性的载体。位于比什凯克的中亚美国大学，依托与巴德学院的合作授予美方认证学位，将美式教育链条嵌入当地青年的职业发展路径。
上述制度安排，实现资本来源与信用来源的分离。一国政府既可以吸纳海湾资本，同时依托英美法律经验吸引更多海外投资者，借助美式高校培养专业人才，再从其他合作伙伴获取技术与安全支持。当地精英对未来的规划，因而会不断回溯到那些提供规则、资质与职业网络的外部机构。
由此可见，金钱仅仅是参与国际秩序竞争的起点。资本若要转化为可持续的战略力量，还需要安全屏障、制度信誉以及具备凝聚力的共同体。后者引出更深层命题：人们为何愿意留下，为何相信承诺，又为何愿意为共同未来承担当下成本？
▲ 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将于十月中旬率领包含逾百家美国企业高管的代表团前往乌兹别克斯坦撒马尔罕，参加美国与中亚五国的C5+1部长级会议，核心议题聚焦于深化地区经济互联互通与能源安全。此次大规模商业代表团的访问，旨在实质性推进2025年11月华盛顿峰会上达成的超250亿美元商业投资承诺，前期协议已广泛覆盖航空采购、人工智能和采矿等领域。
四、道德领导力的空缺：精神力量重回现实政治
过去十年的发展轨迹，已经展示宗教力量与现实政治结合所能抵达的深度。
皮尤研究中心2025年调查显示，天主教徒约占美国成年人口的20%。该中心基于选民登记记录核验的选举研究表明：2024年大选，特朗普获得55%天主教选民支持，哈里斯获得43%；2020年，这一群体选票在拜登与特朗普之间基本持平。天主教选民群体的立场转向与动员，成为特朗普扩大选民基本盘的组成部分。
宗教的政治参与进一步延伸至国家机构。皮尤对2025年就职的第119届国会统计，共有150名议员自认天主教徒，占议员总数约28%，为国会内部规模最大的单一宗教群体。特朗普政府还在2025年设立宗教自由委员会，任命多名天主教人士参与。媒体、教区、高校与政策研究机构由此获得与行政部门直接对接的渠道。
平信徒组织与外交岗位之间形成清晰的人员流动通道。长期担任CatholicVote负责人的Brian Burch于2025年出任美国驻教廷大使。司法领域的影响则更为持久。联邦党人学会公开履历记载，其主席为特朗普的司法提名提供遴选建议，深度参与戈萨奇、卡瓦诺二人的最高法院提名与确认程序；该人士同时担任美国天主教大学董事，并资助以圣博敏命名的宪法研究讲席。
由此，美国教会对现实政治的影响可沿清晰路径梳理：信众构成选民基础，平信徒组织积累动员能力，高校与智库负责理论论证与人才储备，媒体负责议题传播，政治任命则将上述资源导入国家权力体系。圣母大学、乔治城大学、美国天主教大学等机构近年在筹款、招生、政商旋转门及涉外议题领域的快速扩张，同样是有力佐证。
欧洲与拉丁美洲也在各自制度框架内调动这类资源。欧盟依据《欧盟运行条约》第17条，与教会、宗教团体及非宗教哲学组织保持开放、透明且常态化的对话。宗教所提供的伦理话语，由此进入欧洲政策讨论的正式渠道。在墨西哥，墨西哥主教团、耶稣会与民间社会组织发起全国和平对话，推动三名总统候选人于2024年3月签署和平承诺；现任总统辛鲍姆签署文件时，对部分判断与方案保留不同意见。
这种动员能力的深层根基，来自一套关于人的价值框架。普世教会重视人的尊严，将共同善（common good）理解为保障每个人得以充分发展的社会条件，并把团结原则（solidarity）与辅助性原则（subsidiarity）结合：共同体成员彼此负有责任，层级更高的公共权力，有义务支持次级共同体自主行动。国家、市场与技术的正当性，取决于其如何对待人。
人工智能将人性、社会秩序等议题推至世界政治前沿。模型参与决定哪些知识被呈现、哪些劳动被替代、哪些群体的处境能够进入决策视野。技术权力越是集中，社会就越需要厘清责任如何分配、受影响群体如何获得表达渠道。
宗教力量在国际政治中的机遇，源于一种广泛存在的社会需求：人们希望知晓，庞大的系统将把人类带向何处，自身又能以何种身份参与其中。巴黎的民众集会与华盛顿的制度网络，共同展现这种需求能够催生的不同形态的政治力量。
▲ 当代法国的世俗主义对宗教在公共领域的地位施加了越来越严苛的限制。尽管如此，法国成年人受洗数量的增加以及卢尔德等圣地的持久影响力，似乎法国信仰复苏的迹象。
五、文明的韧性：俄罗斯与伊斯兰世界的持久生命力
同样的需求，也让经济总量之外的权力形态得以存续。共同体需要一套阐释自身经历的话语，能够把当下的牺牲置于可理解的历史叙事之中，并相信未来值得共同承担。宗教与文明传统，为此类社会关系提供长期积淀而成的叙事、组织载体与仪式体系。
俄罗斯2023年《外交政策构想》将本国界定为独特的“文明型国家”，把多民族国家的存续、俄罗斯文化世界与对外政策相互勾连。国家由此构建一种超越短期经济表现的正当性：守护自身历史共同体，使其保有决定自身生活方式与未来走向的能力。
俄罗斯东正教会为这套叙事提供可在日常生活中反复感知的载体。礼仪、圣事、教区与集体纪念活动，将个体接入跨越世代的共同体；这一传统赋予忍耐、牺牲与责任终极意义，能够和国家维护历史连续性的诉求形成呼应。
2022年3月6日，基里尔宗主教在讲道中，将顿巴斯冲突阐释为关乎道德秩序、救赎与神圣审判的斗争。教会领袖的权威由此被用来塑造公众对这场冲突的理解，令服从与牺牲获得超越物质回报的精神依据。在长期冲突环境下，国家依靠财政与行政力量维持行动，宗教叙事则帮助部分群体理解持续承担代价的理由。
这种动员，也重塑了教会之间的关系。莫斯科牧首区于2018年中断与君士坦丁堡牧首区的圣餐共融；2019年，君士坦丁堡普世宗主教区授予乌克兰正教会（OCU）自主教会地位。另一支乌克兰东正教会（UOC）则在2022年谴责冲突，并通过章程修订，宣告实现完全独立自治。谁有权代表共同历史、谁可以主持地方教会，演变为与战争交织并行的权威争夺。
俄罗斯的经验，由此揭示文明力量的两层内涵。传统能够帮助共同体抵御外部压力、维持内部动员；但它对外的吸引力，取决于其他共同体能否在这套框架之下保有尊严与自主性。俄罗斯东正教会自身的《社会观念基础》，也保留了抵制违背基督徒义务的国家指令的依据。精神传统既有支撑国家的资源，同样拥有评判国家行为的尺度。
伊斯兰世界拥有更为庞大的人口基数与组织基础。皮尤研究中心2025年估算显示，2010至2020年间全球穆斯林人口增长约3.47亿，总量达到约20亿，占全球人口的25.6%。人口增长主要源于年轻化人口结构与生育水平。2020年穆斯林人口最多的四个国家——印度尼西亚、巴基斯坦、印度与孟加拉国——均不在中东和北非地区。任何谋求全球领导力的力量，都必须理解这片跨区域、内部高度多元的社会空间。
伊朗、土耳其与埃及，分别在其中占据不同的权威位置。伊朗将革命政权的正当性与反霸权、支持受压迫群体的主张绑定，其宪法第152至154条为这套政治话语提供正式文本支撑。什叶派宗教纽带与国家安全网络相互作用，使得地区政策能够依托抵抗、牺牲与正义叙事获得民意支持。这类承诺同时建立外部评价标尺：民众安全、邻国主权以及战争带来的后果，都会纳入其领导力的信誉评估。
土耳其能够调动国家外交网络、宗教纽带与历史记忆，将自身置于多个地区之间的枢纽位置。它与西班牙共同发起联合国文明联盟，又依托《安卡拉宣言》为埃塞俄比亚与索马里搭建协商框架。文明叙事与实际斡旋在此交汇：只要具备召集各方的资格，并提出能够容纳多元利益的安排，就可以获得超出经济体量的政治影响力。
埃及的优势体现为成熟的机构体系。Al-Azhar的宗教学术体系与海外人才培养机制，让埃及能够参与塑造不同地区的宗教人才。埃及又依托地缘位置与外交网络，参与加沙停火谈判。卡塔尔与埃及2025年5月发布联合声明，明确其斡旋行动与美国保持密切协调。
这一组案例极具解释力。接受海湾资本投入的埃及，依然持有投资方所需要的宗教机构、地缘条件与外交渠道；资金雄厚的卡塔尔，也依靠长期斡旋积累人脉与信用。资金、安全保障、宗教影响力与调解能力分属不同主体，地区秩序只能在各方的合作与竞争之中逐步成型。
这些力量在中美主导的物质体系内依然具备价值，因为世界秩序依然需要回应归属、尊严与正义等议题。地区国家可以从中获取动员资源，跨国宗教机构也可以据此提出责任标尺。文明的国际分量，最终取决于它能否把内部凝聚力转化为可供外部参与的秩序，让自身的安全与复兴，也为其他主体带来可预期的未来。
▲俄罗斯东正教会（ROC）近期在克里姆林宫发掘了莫斯科大公德米特里·顿斯科伊的遗骨，普京亲自出席了仪式，且部分圣物将被送往乌克兰前线。在现任大牧首基里尔治下，ROC越发成为国家地缘政治目标的重要渠道，且能利用其跨国教区和外交网络在非洲和欧洲等地区推动相关战略叙事。
六、大国关系新起点：从物质超级大国到和平的引领者
这一议题最终落回中美两国。二者已深刻塑造全球生产、交换与算力格局；世界仍在观望，两国将以何种共同目标统筹运用这些能力。物质实力奠定了中美难以被绕开的全球地位，而道德层面的引领力，则决定其他社会是否愿意同两国长期协作。
双方都在重新接续自身传统与时代新趋势。中国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提出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美国一方面推进人工智能创新、基础设施建设与出口产业，另一方面围绕本国历史、宗教传统与公共生活的关系持续展开辩论。技术进步与文明认同，在两国都被赋予文明复兴的内涵。
当复兴诉求面向世界，就必然遭遇其他社会的历史记忆与发展抱负。欧洲追求战略自主，海湾国家谋求安全保障，广大发展中国家需要制度信用、知识技术以及能够留在本土的发展能力。它们期待在合作之中，拥有可理解、可参与、可持续的未来。中美能否回应这些诉求，将决定两国文明叙事能够获得多大范围的国际认同。
当下全球秩序存在的缺口，集中体现为强大物质能力与不足的战略互信之间的矛盾。资本持续流入，但市场主体仍担忧规则发生突变；技术持续普及，但受影响群体缺少参与决策的渠道；安全承诺已经作出，中小国家却仍要承担自身无力管控的冲突升级风险。上述现实促使各国持续采取风险对冲举措，也为各类新兴宗教、文明与地区倡议留出空间。
中美关系之于多极化进程的意义，在于两国有能力同时缓解物质匮乏与政治不安。管控冲突升级风险、提升承诺可信度、依托合作培育其他主体自主发展能力，能够将大国之间的战略稳定外溢为更广范围的和平。其他主权国家、地区组织、宗教共同体与专业机构的参与，反过来也有助于两国更准确地把握世界真实需求。
由此，全球层面的引领力形成清晰衡量标尺：具备强大实力的共同体，应当将其他各方的尊严、安全与未来，纳入自身需要承担的责任范畴。中美越是能够实现这一转化，两国共同参与塑造的物质秩序，就越有可能成为不同文明共生共存的基础。
▲中西方作为平等的文明伙伴，拥有深厚的和平交流与战略合作历史，这一历史底蕴应成为化解当前地缘政治紧张局势的基石。文章梳理历史事实指出，在1500年至1800年间，中西两大文明曾保持长期和平的商业与文化互动；而在二十世纪的三次重大全球冲突中，中国最终都与美国及西方阵营走向一致。中国不仅在一战和二战中作为重要盟国捍卫了国际法则并成为联合国四大核心创始国之一，还在冷战后期通过1972年中美外交破冰与西方达成战略和解。面对当今因人工智能、关键矿产及经济竞争引发的大国摩擦，西方国家应该超越意识形态偏见与单纯的经济算计，铭记双方曾共同塑造世界秩序的历史，依靠深厚的外交底蕴与文明智慧来避免野蛮的大国对抗，致力于实现和平共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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