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8月3日，浙江嵊县通往东阳的山路上，解放军后勤干部李厚坤带着妻子葛玉芳和年幼的儿子，乘车赶赴新的工作岗位。车队刚离开驻地不久，当地干部便提醒他们，前方山岭尚有武装匪徒出没，不能把这段路当作普通行程。
李厚坤此行并非调动家属出游。渡江战役后，解放军继续向华东和东南地区推进，部队规模迅速扩大，粮秣、被装、运输和伤员安置都需要专人统筹。1949年夏，他被任命为第三野战军第十兵团后勤部门负责人，任务地点在福建。
这份任命分量很重。第十兵团即将承担新的作战和接管任务，后勤工作必须跟上部队行动。对李厚坤而言，前方不是一张办公桌，而是一条尚未完全打通的运输线。车队里除了家人，还有警卫人员和随行工作人员，携带着文件、物资与行李。
李厚坤出生于湖北高基庙，早年家境普通，只读过几年书，却很早显露出识字、算账和办事的能力。1930年前后，他参加地方革命工作，先做宣传，后来进入红军队伍。对当时的基层干部来说，会写会算并不只是个人本领，也意味着能够承担部队管理和群众工作的实际事务。
土地革命战争和长征期间，李厚坤长期从事宣传、供给等工作。行军作战最难的时候，粮食常常比枪械更令人发愁。部队缺粮，他要设法筹集；道路受阻，他要重新安排运输；伤员增多，他还得协调医药和担架。后勤干部不常出现在战报中心，却直接关系到队伍能否继续前进。
抗战后期至解放战争时期，部队机动作战频繁，后勤部门经常要随着战场变化迅速转移。李厚坤先后在华东野战军有关部队担任后勤职务，积累了丰富经验。战友对他的印象，往往不是言辞锋利，而是遇到难题时能够沉下心来，把一笔笔账、一道道运输路线理清楚。
渡江作战前后，数十万部队跨越长江，粮食、弹药和被服必须在短时间内完成调运。后勤工作看似琐碎，实际容不得一点疏忽。运早了可能增加保管压力，运迟了又会影响前线。李厚坤习惯亲自过问细节，这种做法也让他在部队中赢得了信任。
抵达嵊县后，当地干部见到车队，立即提出警告：山路上并不太平，单靠四十余名警卫难以确保安全，最好等待地方武装护送。李厚坤没有轻视提醒，但也不愿因为自己的行程给地方增加负担。此时的浙江，虽然大部分地区已经解放，国民党残余武装和地方匪帮仍在一些山区活动。
这类武装并不一定有统一番号，有的依靠旧势力，有的盘踞山林，靠拦路、抢掠和胁迫百姓维持生存。它们熟悉地形，行动隐蔽，往往选择黄昏或夜间袭击。对一支携带物资、车辆较多的队伍来说，山路本身就是危险因素。
午后，车队重新上路。车辆驶过长乐镇后，道路更加颠簸，前后车辆逐渐拉开。天色暗下来时，胡村附近的路面上突然出现障碍物，几名持枪人员从路旁现身，要求车队留下财物。短暂交涉后，枪声骤然响起，袭击从拦路索取变成了有组织的攻击。
警卫人员立即还击，车队一度陷入混乱。葛玉芳和孩子所在的车辆受到波及，李厚坤则带人试图组织防卫。山林昏暗，枪声不断，袭击者借助地形分散射击，队伍很难在短时间内判断对方人数和位置。
混战中，李厚坤中弹牺牲，葛玉芳也未能幸免。两位负责护送的地方人员被控制，后来查明与当地残余势力存在牵连。袭击者没有进行正常的财物抢夺，目标更像是阻止干部赴任并制造混乱，这也是当地部队后来判断案件性质的重要依据。
最令人揪心的，是三岁左右的李献国一度失去踪影。战斗结束后，搜寻人员在沟谷和车辆附近反复查找，都没有立即发现孩子。有人担心他被匪徒带走，也有人认为孩子可能在混乱中被藏到附近。
经过查找，战士们终于发现，撤离时一名战士曾将孩子抱离现场，藏在桥洞一带，待枪声减弱后又把他转移到附近村庄，托付给当地群众。这个决定十分冒险，却使孩子躲过了流弹和匪徒搜捕。
不久，李献国被父亲的老战友谢胜坤接到身边抚养。对于一个尚未懂事的孩子来说，父母的面容会逐渐模糊，但那场山路袭击留下的档案、证言和牺牲名单，记录了李厚坤夫妇在新岗位启程之初遭遇的最后一程。当地残余武装经过持续清剿，至1951年前后才被基本肃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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