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6年3月23日，广州林伯渠家中，郭沫若原本是来商谈广东大学任职的，却意外遇见了毛泽东。一次寻常拜访，后来成为两位相隔多年仍彼此牵挂的交往起点。
郭沫若比毛泽东年长一岁，出生于四川乐山沙湾，毛泽东则出生于湖南韶山。两人的性情、学问和人生道路并不相同，一个长期以笔为武器，一个在革命实践中寻找中国的出路，但他们都经历过旧制度的束缚，也都在青年时代接触了新思想。
郭沫若后来回忆，毛泽东给他的第一印象，并不是言辞锋利，而是目光平和，说话声音低沉而委婉。这样的气质，在当时许多革命者中并不多见。郭沫若没有想到，眼前这个年轻人后来会成为改变中国历史进程的重要人物。
不久，毛泽东邀请郭沫若到农民运动讲习所授课。毛泽东讲农民运动和革命道路，郭沫若则从文学、思想与社会变革的关系谈起。两人的讲授方向不同，目标却相通：让更多人认识旧社会的问题，也让知识分子不再只做旁观者。
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毛泽东转赴井冈山，郭沫若则远走日本。此后，他们有很长时间未能见面。南昌起义后，郭沫若随军南下，并正式加入中国共产党。不过，按照组织安排，他在公开场合仍以党外进步人士身份活动，以便联系更广泛的社会力量。
这段分离并没有中断两人的联系。郭沫若身在日本，始终关注国内局势，也留意毛泽东领导的队伍。全面抗战爆发后，国共两党形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郭沫若结束流亡生活回到国内，投入抗战文化工作。他没有立即前往延安，却用文章和戏剧表达了对抗战事业的支持。
毛泽东十分重视郭沫若的作用，曾称赞他是鲁迅先生的继承人，是革命文化界的重要领袖。这种评价并非简单的文学赞美，而是对郭沫若社会影响力的判断。郭沫若在重庆创作的《屈原》《虎符》《高渐离》等历史剧，借古人处境写民族气节，舞台上的人物，往往带有现实斗争的影子。
1944年，郭沫若写成《甲申三百年祭》。文章借李自成起义军攻入北京后迅速失败的历史，讨论胜利之后骄傲自满、脱离群众和重蹈旧制等问题。《新华日报》全文刊载后，社会反响强烈。毛泽东读到文章，认为它对于党内整风和干部教育具有参考价值，曾写信称其为“整风文件”。
信中，毛泽东没有只谈赞扬，还提醒郭沫若继续研究历史经验，并请他留意革命队伍中的错误和缺点。这样的通信很有意思：一位政治家向文学家征求意见，一位史学家则通过历史人物的成败，参与现实政治思考。文章因此不只是学术作品，也成了抗战后期极具影响力的政论文字。
1945年8月，毛泽东赴重庆参加国共谈判。郭沫若到机场迎接，分别多年的朋友再次见面。一次交谈中，有人问毛泽东还写不写诗，他笑着说：“从前是白面书生，现在成‘土匪’了。”众人一笑，谈话随即转向北伐失败、抗战胜利后的局势以及和平建国的可能。
郭沫若注意到毛泽东使用的怀表已经陈旧，临别时便把一块外国友人赠送的手表送给了他。毛泽东收下后一直珍藏，并叮嘱身边工作人员不要遗失。手表本身并不贵重，重要的是它来自一位阔别多年的朋友，也见证了两人在复杂局势中的相互信任。
重庆时期，《沁园春·雪》公开发表，引起广泛议论。郭沫若以和词回应，为毛泽东的诗作辩护。两人并非只在政治立场上相近，在诗词格律、历史典故和语言气势方面也常有交流。郭沫若曾说，毛泽东的诗如同茅台酒，翻译之后至少也应保留白干酒的力量，不能淡成白水。
1949年10月1日，郭沫若站在天安门城楼上，见证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此后，两人的交往进入新的阶段。毛泽东有诗词新作时，常与郭沫若交流；郭沫若也会从用典、音韵和意境等方面提出看法。1965年毛泽东重上井冈山后写下《水调歌头·重上井冈山》，郭沫若还专程到井冈山考察，沿着革命旧址体会词中所写的山川与道路。
他们之间并非没有分歧，但分歧没有改变彼此的尊重。郭沫若晚年仍常谈及毛泽东的诗词和学问。1976年9月毛泽东逝世后，重病中的郭沫若写下悼念诗作。1978年6月12日，郭沫若在北京病逝，留下大量文学、史学和考古著述。两人的交往，从广州的一次相遇开始，横跨革命战争、抗日岁月和新中国成立后的文化建设，实际延续了半个世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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