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1年初，湘西白马山，匪首张新雄被押往军部。这个身材矮胖、操长沙口音的中年人，嘴里不断喊冤，时而哭诉，时而求饶。押送他的战士并不知道，这个“张新雄”并非普通土匪，而是曾三次从我军手中脱身的张楚雄。
他的经历，特殊之处不只在于逃跑次数多，更在于每一次脱身，靠的都不是单纯的脚力，而是伪装、钻营和对人性弱点的利用。
张楚雄出身于长沙一个破落地主家庭。1927年，他曾在许克祥部任连长，参加过长沙地区的反革命镇压。此后，他长期以反共为资本，在不同势力之间周旋，逐渐形成了凶狠、狡猾而又善于察言观色的性格。
1930年代第五次反“围剿”期间，张楚雄被红军俘虏。按照当时对俘虏的政策，只要表示愿意悔过，确有可能获得宽大处理。张楚雄抓住了这个机会，表面上承认错误，实际上却把获释当成了重新寻找靠山的跳板。
回到长沙后，他做过打手、钱庄保镖，又被特务机关吸收。凭借旧日军政关系，他同商人和地方武装勾连，参与走私活动。湘西道路险恶，许多人不敢涉足，他却熟悉当地的武装头目，甚至与其中一些人有旧交。
一次经过怀化附近时，同行者遇到土匪拦截，个个惊慌失措。张楚雄却认出了对方，原来匪首是他过去的部下，也是他的亲属。借着这层关系，他不仅化险为夷，还成为土匪方面的耳目。此后，他在特务、伪军、地痞和土匪之间来回转换，身份越杂，活动范围反而越大。
抗日战争结束后，国民党急于调集反共人员前往东北。张楚雄设法谋得保安团长职务，却很快在东北战场被解放军俘虏。押送途中，他发现队伍里有几名湖南籍战士，便故意套近乎，反复谈乡音、讲旧事，逐渐摸清了对方的经历和思想状况。
他对几名刚参加革命不久的解放战士说：“大家都是湖南人，何必替别人卖命？”这类话听起来像是拉家常，实际是在试探和诱导。
夜间，他趁看押出现疏漏，带着被自己煽动的几人逃走，并携有武器。脱逃之后，他没有承认自己是战俘，而是向国民党方面编造“突围”的故事，把一次仓皇逃跑说成冲破重重包围的战斗。
这套说辞竟被当作宣传材料使用。张楚雄被包装成所谓“反共英雄”，还被安排到各地讲述经历。杜聿明曾接见过他，长春方面也曾通过广播吹捧其“战绩”。一个刚刚逃离俘虏队伍的人，就这样被重新披上了外衣。
有意思的是，张楚雄并未因此变得勇敢。国民党军队形势恶化后，他尽量躲避正面作战，能退就退，能藏就藏。1948年辽沈战役中，他再次被解放军俘虏。
这一次，战场上俘虏数量极大，甄别工作十分繁重。张楚雄换上破旧衣服，谎称自己只是被抓来做饭的普通人员，试图把自己埋进俘虏人群。由于身份伪装和现场条件限制，他又一次混了出去，随后逃回湖南。
回到湘西后，他投奔亲属张得功控制的匪帮，并改名张新雄。过去的特务经历、地方关系和反共背景，使他很快取得匪帮信任。此后，他带人抢劫财物、破坏交通，残害百姓，成为湘西地区较为顽固的匪首之一。
但这次，他面对的已不是押送途中偶然出现的漏洞。人民解放军在湘西开展清剿，逐步切断各股土匪之间的联系。1951年初，张新雄部被围困在白马山，部队发起攻击后将其击溃，张新雄被生擒。
押送途中，他又看到几名湖南籍战士，试图故技重施。只是这一次，战士们没有被乡情和花言巧语牵着走。张新雄哀求道：“过去是走错了路，给条活路吧。”负责审讯的人员没有轻信，而是根据其口音、经历和旧案逐项核对。
很快，张新雄就是张楚雄的事实被查明。曾经的释放、脱逃和伪装，均成为审理中的证据。湘西行政公署人民法院认定，他长期从事反革命活动，参与杀害革命人员，逃脱后又在湘西组织武装、抢劫杀人，属于罪行严重的匪首。
被捕三天后，相关判决和处置公告在当地张贴。张楚雄被判处死刑，验明正身后执行枪决。这个曾靠改名、说谎、攀关系和利用疏漏多次逃脱的人，最终没有再等到下一次脱身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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