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天下午三点我就把老公火化了，他清晨六点刚走，后事一切从简。火葬场的人问我要不要举行告别仪式。我说不用。他问要不要骨灰盒。我说要，最便宜的那种。他看了我一眼。我说中。他开了单子。三百八。我交了钱。

我姓孙，叫孙大勇，今年五十二，在县城开货车。老公姓周，叫周建国，五十三，在机械厂干了三十年，去年退了。他走那天早上六点十分，我正蹲在厨房给他煎药。药是中药，砂锅坐在灶上，咕嘟咕嘟冒热气。他在卧室喊了一声，秀兰。我应了。他又喊了一声。声音不对。我跑进去。他坐在床沿上，手攥着胸口，脸白着。我打120。急救来的时候，人已经凉了。心梗。大夫说，走的时候没受罪。

火化那天下午三点。我一个人去的。闺女在深圳，打电话来哭。我说中。别回来了。路远。她说妈你一个人行不。我说行。挂了。

从火葬场出来，我抱着那个骨灰盒，坐在公交车上。盒子沉。搁在膝盖上。车上人少，司机从后视镜里看了我一眼，没说话。窗外的槐树往后退，叶子黄了一半。

回了家。我把骨灰盒搁在床头柜上。旁边是他的搪瓷缸，白底红字，印着“先进工作者”，缸子底磕掉一块瓷，锡焊过，焊了三回。我给他灌了杯热水，搁在骨灰盒前面。然后坐下来。看着那个缸子。

第二天，隔壁王婶来了。站在门口，手里拎着兜鸡蛋。

“秀兰。你那个事。办完了？”

“办完了。”

“咋这么快。不等等闺女？”

“不等。她回来还得请假。扣钱。”

“你那个老头。厂里没来人？”

“没通知。”

“为啥不通知。”

“他退休了。厂里人换了好几茬。通知谁。”

王婶把鸡蛋搁在桌上。从兜里摸出个东西，是个存折，红色的，递过来。

“这啥？”

“老周的。他上个月搁我这儿了。说万一哪天走了，让我给你。他不敢搁家里，怕你翻出来。”

我翻开。余额八万三。开户日期是二十年前。每个月存三百。存了二十年。底下压着张纸条。铅笔，歪的。

“秀兰。这钱你拿着。你那辆电动车，刹车不好使。换一辆。剩下的，给闺女。别告诉她是我留的。就说你攒的。”

我把存折合上。搁在茶几上。然后从兜里摸出个东西。是个铁盒子，月饼盒那种，漆掉了一大半。打开。里头是照片。黑白的，两寸。我跟周建国结婚那天拍的。我穿着红棉袄，他穿着蓝褂子。笑得牙全露着。背面写了字。铅笔，歪的。1998年。周建国。孙秀兰。

“王婶。他这个存折。你咋不早给我。”

“他说等走了再给。”

“他为啥不直接给我。”

“他说他嘴笨。说不出口。”

我把照片放回去。盒子盖上。揣进兜里。然后站起来。去厨房。灶上还有半锅中药。凉了。我倒了。砂锅刷了。搁回碗柜。然后从碗柜最里头摸出个东西。是个搪瓷缸。白底红字，印着“先进工作者”。我的。跟周建国那个一模一样。当年厂里发了一对。一个给他，一个给我。他那个焊了三回。我这个没焊过。我没摔过。

我把两个搪瓷缸并排放着。一个焊锡凸着。一个光溜的。然后从兜里摸出手机。给闺女打了个电话。

“闺女。”

“妈。后事办完了？”

“办完了。”

“你咋不等等我。”

“等你干啥。你回来。他也不知道了。”

那边没声了。过了会儿。

“妈。你一个人。行不。”

“行。”

“我下个月回来。”

“中。”

挂了。我坐在沙发上。把周建国那个搪瓷缸拿起来。里头的水凉了。我没倒。搁着。然后站起来。去阳台上。楼下那棵槐树开花了，白的，一串一串。我站了一会儿。回来。把那个骨灰盒挪了挪，往床头柜里头推了推。腾出块地方。把我自己那个搪瓷缸搁上去。两个缸子并排。一个焊了三回。一个没焊过。底下压着那张照片。周建国。孙秀兰。1998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