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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祭旗”这个框架之所以有吸引力，是因为它提供了一个可归责的对象和一条清晰的因果链。但新加坡的处境恰恰拒绝这种简化。它没有被某个行为体“选中”来承受代价；它的脆弱性来自它把自己嵌进了一个高效但缺乏缓冲的全球流通体系，并且嵌得太深、太成功，以至于体系关键节点上的任何物理中断都会沿着它的能源进口和航运服务两条主通道同时传导进来。两艘船的沉没和受损是可见的损失，但真正在考验新加坡的是不可见的、持续更久的东西：当霍尔木兹的通行风险从“异常”变成“常态”，一个以“正常运转”为存在前提的枢纽，需要重新定义什么才算正常。这个定义权的争夺，不在新加坡手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