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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批此前从未公开的调查档案,把美国学术界的“涉华审查”再度推上风口浪尖。

美国国会众议院“美中战略竞争特别委员会”日前公布了针对数十名研究人员的调查细节,其中许多人是华裔科学家。

这些文件长达数百页,揭示了美国政府以“涉华关联”为由审视学术界的规模之大。

这份档案的公开,也让围绕“科研安全”与“学术自由”的争论再度升温。

档案里写了什么

据该委员会介绍,这批超过700页的非涉密调查记录,来自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监察长办公室,涉及约30名科学家,其中包括此前未曾披露的案例。

委员会称,调查人员发现部分研究人员存在跨越多年、多个资助项目和多所机构的境外关系及信息披露缺陷。

委员会认为,其中一些违规行为不能简单归结为行政疏忽或文书错误。

从披露内容看,相关案件多与未如实申报境外职务、资助或合作关系有关,涉及多所美国大学。

国家科学基金会监察长办公室负责调查联邦资助中的欺诈、浪费和违规行为。这类调查通常以行政处理为主,并不必然进入刑事程序。

作为全美基础研究的主要资助方,国家科学基金会对此拒绝置评。

与档案同时发布的,还有一份题为《如何阻止中国窃取纳税人资助的研究》的报告。

报告由委员会主席、密歇根州共和党众议员约翰·穆勒纳尔推动,直接反驳了大学和学术团体关于收紧科研安全规则会威胁学术自由的观点。

委员会借此呼吁国会通过《保护创新与研究免受对手侵害法案》,以建立更统一的信息披露要求和监管体系。

值得注意的是,政府此前的预算提案曾计划削减国家科学基金会科研安全部门和监察长办公室的经费。一边强调加强审查,一边削减执法资源,这种矛盾也受到外界关注。

“中国行动计划”的阴影

这场风波不可避免地让人想起“中国行动计划”。该计划于2018年在特朗普第一任期内启动,旨在打击所谓经济间谍和学术渗透。

然而,该计划饱受争议,不少案件最终以撤诉或无罪收场,并于2022年被拜登政府终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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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堪萨斯大学华裔化学家陶丰案。他曾被控隐瞒在福州大学的兼职,经历漫长诉讼后,于2024年获联邦上诉法院推翻定罪。

陶丰案是该计划下首个进入审判的高校学者案件,其结局被许多人视为这一计划争议性的缩影。

“中国行动计划”终止后,美国司法部改以更宽泛的国家安全框架处理相关案件。然而,国会层面对科研安全的关注并未减弱。

批评者认为,这类调查选择性地针对华裔学者,把正常的国际学术合作“刑事化”,在华人科学家群体中制造寒蝉效应。

一些研究显示,该计划实施期间,不少华裔学者在申请联邦经费、与中国同行合作时变得更加谨慎。这种影响并不局限于被调查者本人。

美国华人精英组织“百人会”等团体长期关注这一问题,呼吁避免以族裔划线。

这些团体指出,带有族裔色彩的执法不仅伤害个人,也会损害美国作为全球科研中心的吸引力。

安全与开放的拉锯

支持者则认为,联邦科研经费来自纳税人,研究人员理应如实申报境外资金和兼职,这是最基本的诚信要求。

他们强调,问题不在于国际合作本身,而在于合作是否透明。如果研究人员隐瞒境外资助,联邦机构就无法评估潜在的利益冲突。

问题的关键在于界线划在哪里。信息披露不全,究竟是需要纠正的合规问题,还是需要刑事追究的“窃密”行为?

大学协会和学术团体普遍担忧,过于宽泛的规则会抑制正常的国际合作。科学研究本身具有全球性,许多重大突破都离不开跨国协作。

而国会中的对华强硬派则认为,现有披露制度存在漏洞,需要通过立法统一标准、加大惩处。两种立场的碰撞,将直接影响相关法案的命运。

现实的代价已经显现。近年来,不少在美华裔科学家选择离开美国,其中一部分回到中国或前往其他地区的大学任职。

对美国而言,这意味着可能流失大量优秀科研人才,削弱其赖以领先的开放创新优势。

对华裔科学家而言,他们正身处中美科技竞争的夹缝中,进退两难。

与此同时,中国也在加大吸引海外人才的力度。如何为回流人才提供良好的科研环境,同样是一道必答题。

在科研安全与学术开放之间如何找到平衡点,将是美国科研体系无法回避的长期考验。而这份新报告,显然让天平再次向前者倾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