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响的时候我正在车间里盯着新到的数控机床调试,屏幕上跳出一串陌生号码,归属地显示是浙江宁波。

我接了。

那头沉默了好几秒,才传过来一个女人的声音,嗓子有点哑,带着南方梅雨天那种潮气。

“是赵大强吗? ”
我说我是。

她又沉默了一阵,我听见她那边有塑料袋被风吹得哗啦哗啦响,还有汽车喇叭声,像是在街边。

“我女儿下个月结婚,你能来一趟吗? ”
我手里的扳手咣当一声砸在机床导轨上,旁边的小刘扭头看了我一眼。

电话那头是刘红。

五年前我从宁波北仑区那家汽配厂辞职回安徽老家,就再也没跟她联系过。

我们在一起过了四年,没领证,没办酒,就是厂里人嘴里说的那种临时夫妻。

她男人在老家贵州带孩子,我老婆在安徽带两个孩子,我们在北仑那个城中村租了一间带独立卫生间的民房,一个月房租三百八,水电另算。

我回来那天她送我到厂门口,递给我一个塑料袋,里面装着六个她煮的茶叶蛋,还有一包没拆封的利群烟。

她说,路上吃。

我说,嗯。

然后我上了公交车,她站在原地看着,车拐弯的时候我回头,她已经转身往厂区走了。

五年,她没打过一次电话,我换过两次手机号也没告诉她。

逢年过节我也想过要不要发个短信,每次摁了几个字又删了。

我问她怎么找到我号码的。

“你走的那年不是留过一张身份证复印件在厂里吗,我去人事那边翻的,人事换了好几茬了,小姑娘帮我查了半天。 ”
我握着手机没说话。

“你能来吗? 路费我给你报,不用随礼,就是……想让丫丫见见你。 ”
丫丫是她闺女,我从来没见过,只知道她手机里存了一张照片,小姑娘扎着马尾站在一片油菜花地里,那是她出来打工前拍的。

她有时候晚上躺床上会翻那张照片,翻完就把手机扣在枕头底下,背过身去。

“赵大强,你在听吗? ”
“在。 ”
“你来不来? ”
车间里的排风扇嗡嗡转着,带出来一股切削液的铁腥味。

我盯着地上那把扳手,发现自己的手有点抖。

“你把地址发给我。 ”
她嗯了一声,又说:“你坐高铁到宁波站,我去接你,你……你一个人来就行。 ”
这句话扎了我一下。

她是在提醒我别带老婆。

挂了电话之后我在车间外面站了十几分钟。

安徽四月天的风还是凉的,吹得厂区围墙外那排杨树叶子哗哗响。

我从口袋里摸烟,摸出来最后一根,打火机打了三下才点着。

我老婆在镇上的超市做理货员,一个月两千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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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儿子在合肥读大专,一年学费加生活费要两万出头。

小闺女明年中考,老师说成绩能上县一中,那就是奔着大学去的。

我每个月的工资八千,给家里打六千五,自己留一千五。

去宁波的高铁票来回要七百多,加上请假扣的钱,这一趟至少一千。

可我得去。

我跟车间主任请了三天假,他说你干什么去,我说一个老朋友家里办事,他说三天够吗,我说够。

他没再多问。

厂里人都知道赵大强话少,干活踏实,从来不惹事。

收拾行李的时候我老婆问我去哪。

“宁波那边有个厂子挖我,我去看看。 ”
她正在叠衣服,手停了一下。

“什么厂? ”
“还是汽配,工资能多个一两千。 ”
她没再问,把叠好的衣服放进柜子,背对着我说:“那你去看看,不行就回来。 ”
我应了一声,把两件换洗衣服塞进那个用了三年的帆布包里,拉链坏了一边,用别针别着。

高铁是下午两点从合肥南站出发的,到宁波是六点四十。

我坐在靠窗的位置,看着外面一片一片的油菜花田往后倒,田埂上有人烧秸秆,青烟一缕一缕升起来。

手机响了一下,是刘红发来的地址,后面跟着一句话:到了给我打电话,我在南广场出口等你。

我没回。

到宁波的时候天已经擦黑了。

南广场出口外面挤满了拉客的私家车和电瓶车,有人在喊“北仑北仑差一位”,有人在发宾馆名片。

我站在柱子旁边掏手机准备打电话,一抬头就看见刘红站在出口正对面那棵香樟树下。

她瘦了。

以前在厂里的时候她还有点圆脸,现在下巴尖出来了,颧骨显得比以前高。

头发剪短了,到肩膀,染过,发根长出来的全是白的。

穿着一件洗得发白的牛仔外套,袖口磨出了毛边。

她也看见我了,愣了一下,然后走过来。

“来了。 ”
“嗯。 ”
她伸手要接我的包,我说不用,她就缩回手去,在前面走,我在后面跟着。

她走路还是以前那个样子,步子快,脚跟先着地,在厂里那会儿她一天站十二个小时,脚后跟长了骨刺也没请假。

她把我带到停车场,上了一辆旧桑塔纳,车里有一股洗衣液的味道,仪表盘上面放着半包纸巾和一个掉了漆的保温杯。

车子从宁波站开出去,上了高架,两边的高楼亮着灯一格一格的往后移。

“你闺女嫁到哪里? ”
“北仑本地,男方家里开小超市的,有房有车,人老实。 ”
“那就好。 ”
“丫丫争气,考上了宁波大学,毕业在银行上班。 ”她说这话的时候眼睛盯着前面的路,嘴角动了一下,又压回去了。

车子开了半个多小时,拐进一个老小区,楼房是九十年代那种六层砖混,外墙皮一块一块往下掉。

她在三单元楼下停了车,熄了火,没急着下来。

“赵大强,我跟你说个事。 ”
我看着她的侧脸。

“丫丫知道我在外面打工的事,但她不知道你。 ”她手指敲着方向盘,一下一下的,“她爸在她六岁那年就瘫了,工地上摔的,脊椎断了。 我出来打工,她奶奶带她。 这些年我没管过她,她心里有怨气。 ”
“你让我来,是以什么身份? ”
她终于转过头来看着我。

车里没开灯,路灯的光从窗户照进来,把她半张脸照得发黄。

“我跟她说,你是我在宁波认的干哥。 ”
我没说话。

“你要是不愿意,现在走还来得及,我给你转路费。 ”
她把手机掏出来,屏幕光打在她脸上,照出眼角的皱纹。

我看着她那个旧手机,屏幕右下角碎了一道细纹,用透明胶粘着。

“上去吧。 ”
她家在五楼,没电梯。

楼梯间的灯是声控的,走一层亮一层,墙上贴满了疏通下水道的小广告。

她走在前面,我跟在后面,到四楼的时候她停了一下,扶着扶手喘了两口气。

“膝盖不行了,站久了。 ”
她以前在厂里一天站十二个小时。

门开了,一个姑娘站在门口,穿着居家服,扎着马尾,跟照片里那个站在油菜花地里的小姑娘是同一张脸,只是长开了,个子也高了,眉眼像刘红。

“妈。 ”
刘红侧过身,把我让出来。

“丫丫,这就是我跟你说的,赵舅。 ”
姑娘上下打量了我一眼,目光在我脸上停了两秒,然后侧身让开路。

“赵舅,进来坐。 ”
房子不大,两室一厅,收拾得干干净净,茶几上摆着果盘和瓜子,沙发上铺着洗得发白的罩布。

墙上挂着一张合影,刘红和一个瘦削的男人并排坐着,男人脸上没什么表情,腿上盖着毯子。

旁边站着丫丫,穿着学士服,笑得很开。

刘红给我倒了杯茶,又去厨房端菜。

丫丫坐在对面的塑料凳上,手放在膝盖上,看着我。

“赵舅,我妈说你们以前在一个厂里上班。 ”
“对。 ”
“她说你对她挺照顾的。 ”
我端起茶杯喝了一口,是老家那种炒青,涩。

“你妈干活利索,人也厚道。 ”
丫丫低头笑了一下,嘴角的弧度跟她妈一模一样。

“她从来不说以前的事,我问过几回,她都不说。 ”
厨房里传来锅铲碰铁锅的声音,还有油烟机嗡嗡的响。

我坐在这间陌生又熟悉的屋子里,茶水的热气扑在脸上,突然觉得这五年像是被人从中间剪掉了一段。

吃饭的时候刘红一直在给我夹菜,红烧肉、炒青菜、凉拌黄瓜。

丫丫不怎么说话,低头扒饭,偶尔抬头看我一眼。

“赵舅,你家里几个孩子? ”
“两个,大的读大专,小的读初三。 ”
“那你负担不轻。 ”
“还行,能扛。 ”
刘红把筷子往桌上一放,说:“你赵舅在厂里的时候,每个月工资一大半寄回家,自己就留几百块钱,食堂吃最便宜的,烟都戒过一阵。 ”
丫丫放下碗,看着我。

“赵舅,这些年你跟我妈还有联系吗? ”
“没有。 ”
“为什么? ”
我看了刘红一眼,她低着头夹菜,筷子尖在盘子里拨来拨去,什么也没夹起来。

“都有自己的日子要过。 ”
丫丫沉默了一会儿,站起来收了碗筷,进了厨房。

水龙头哗哗响起来。

刘红这才抬起头,眼眶有点红。

“她爸去年走了。 ”
“什么时候的事? ”
“三月,开春的时候。 走之前那几天一直发烧,送医院说是肺部感染,在ICU住了六天,花了四万多,人还是没留住。 ”
她声音很平,像在说别人的事。

“丫丫那阵子天天哭,她跟她爸亲,从小就是她爸带她。 后来不哭了,跟我说,妈你别出去打工了,我养你。 ”
“你现在做什么? ”
“在小区门口那个超市做收银,一个月三千二,够花。 ”
我点点头。

晚上刘红把我安排在客厅沙发上,她跟丫丫住一间。

沙发很短,我蜷着腿躺下,身上盖着她拿出来的旧棉被,有一股樟脑丸的味道。

隔壁楼有人看电视,声音开得很大,是新闻联播的回放。

我翻了个身,看见茶几上放着一盒拆开的烟,利群,就是当年她送我那个牌子。

烟盒旁边放着一个打火机,塑料壳的,上面印着“北仑汽配”四个字,漆都磨没了。

我盯着那盒烟看了很久。

第二天早上刘红和丫丫带我去男方家里看场地。

男方姓陈,在北仑下面一个镇上开了个两百多平的超市,家里一栋四层自建房,一楼做生意,上面住人。

男方父母都是本地人,说话带着浓重的宁波口音,看见我很客气,递烟倒茶。

陈家人不知道我是谁,刘红介绍说是娘家那边的舅舅,专门从安徽赶来的。

男方母亲拉着我的手说,哎呀这么远过来,太客气了。

中午在镇上饭店吃饭,两桌人。

男方父亲开了瓶五粮液,端着杯子过来敬我。

“赵哥,以后就是亲家了,常来常往。 ”
我站起来跟他碰了杯,白酒辣嗓子,一口下去胃里烧起来。

刘红坐在对面,跟男方母亲说着婚礼的细节,什么改口费、下车礼、酒席用五粮液还是剑南春。

她说话的时候手指头在桌布上画圈,这是她以前在厂里算账时的习惯。

丫丫坐在她妈旁边,安安静静地吃饭,偶尔抬头跟未婚夫对视一眼。

小伙子长得周正,话不多,一直给她夹菜。

吃到一半,刘红起身去洗手间。

我也站起来,跟了出去。

她站在洗手间外面的过道上,对着墙上一面脏兮兮的镜子发呆。

看见我过来,她低下头拧开水龙头洗手,水哗哗地冲。

“赵大强,谢谢你。 ”
“谢什么。 ”
“谢谢你肯来。 ”
她关了水龙头,手在裤子上蹭了两下,转过身看着我。

“丫丫昨天问我,你是不是她亲爸。 ”
我心里咯噔一下。

“你怎么说的? ”
“我说你亲爸姓张,死了,埋在老家后山上。 ”
她笑了一下,嘴角咧开又收回去。

“她不信,今天早上问我,为什么赵舅看她的眼神跟看别人不一样。 ”
我靠在墙上,走廊里有服务员端着菜经过,托盘里的鱼香肉丝冒着热气。

“赵大强,我跟你说实话。 当年在厂里,我跟你过那四年,我不后悔。 你人好,实在,不耍心眼。 但我不能跟你走,我走了丫丫就没妈了,她爸那个样子,奶奶年纪又大。 ”
“我知道。 ”
“你知道个屁。 ”她声音突然高了,又赶紧压下去,“你走那天我在厂门口站到天黑,你回头看了我一眼,你知道我什么感觉? ”
我没说话。

“算了,说这些没意思。 ”她抹了一把脸,“明天婚礼,你坐主桌。 丫丫让我问你,能不能以娘家舅舅的身份把她交到新郎手里。 ”
我的喉咙像被什么东西堵住了。

“她说,她爸没了,娘家总得有个长辈牵她走那一段路。 ”
我用力咽了一下口水。

“行。 ”
婚礼是第三天中午,在镇上最大的那个酒店办的,二十桌,红毯从门口铺到舞台。

丫丫穿了一身白纱,头上别着珍珠发卡,站在走廊那头等着入场。

刘红站在她旁边,帮她整理裙摆,嘴里念叨着别紧张别紧张。

丫丫突然回过头来找我,看见我站在走廊这头,冲我招了招手。

我走过去。

她伸出手,挽住了我的胳膊。

“赵舅,麻烦你了。 ”
我僵了一下,然后夹紧了胳膊。

她的手搭在我手腕上,凉凉的,手指头跟她妈一样细长。

音乐响起来,司仪在台上说请新娘入场。

红毯两边的灯一盏一盏亮过来,晃得我眼睛发酸。

我带着丫丫往前走,一步一步,走得很慢。

两边的宾客都在看,有人在拍照,有人在鼓掌。

我余光看见刘红站在舞台侧面,穿着那件洗得发白的牛仔外套,手捂在嘴上。

走到新郎面前,我把丫丫的手递过去,小伙子握住她的手,冲我鞠了一躬。

“谢谢舅舅。 ”
我拍了拍他的肩膀,想说点什么,张了张嘴,一个字也没说出来。

退到台下的时候刘红递给我一张纸巾,我才发现脸上不知道什么时候湿了。

酒席吃到下午两点多才散。

刘红和丫丫在门口送客,我站在酒店外面的台阶上抽烟。

风把烟灰吹到袖子上,我拍了拍,拍不干净。

刘红走过来,手里拎着一个红色塑料袋。

“这个给你。 ”
我接过来,里面是一条烟,利群,没拆封。

“路上抽。 ”
“嗯。 ”
“赵大强。 ”
“嗯? ”
她站在台阶下面仰着头看我,阳光照在她脸上,那些皱纹清清楚楚,跟五年前比老了一大截。

“你回去好好过日子,别再出来了。 ”
我没说话,把烟塞进帆布包里,拉上那个别针别着的拉链。

“走了。 ”
“嗯。 ”
我转身往公交站走,走了十几步,听见她在后面喊。

“赵大强! ”
我停下来,没回头。

“丫丫昨天跟我说,赵舅这个人,一看就是吃过苦的人,手上全是茧子,眼睛里有东西。 ”
她停了一下。

“她说,她这辈子会好好过,不让赵舅这样的人白吃苦。 ”
风从海那边吹过来,带着咸味,把路边的香樟树叶子刮得哗哗响。

我攥着帆布包的带子,指节发白。

往前走就是公交站,坐两站到地铁口,转一趟地铁到宁波站,再坐高铁回安徽。

明天早上八点我还要站在那台数控机床前面,听排风扇嗡嗡转,闻切削液的铁腥味。

帆布包里的那条烟沉甸甸的,硌着后背。

我没有回头。

有些路走过了就是走过了,回去也是陌路人。

有些人暖过了就是暖过了,留不住也是命。

日子是往前过的,苦也好甜也好,都得自己嚼碎了咽下去,谁也别指望谁替你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