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上旬，新加坡前外交官马凯硕在马尼拉雅典耀大学发表了一场演讲。菲律宾媒体讨论得多的是“他怎么劝马尼拉别跟中国对着干”，但同一场演讲里他还讲了一个国家，澳大利亚。
马凯硕的演讲，建立在五个信息上。两个关于中美竞争本身，其余三个是，国际法不会保护小国；乌克兰显示了误读大国政治的下场；以及没有一个国家在卷入大国竞争后能豁免，连澳大利亚也不例外。
这位新加坡老外交官做了一个有些严重的预测：澳大利亚将在未来10到20年内经历所有发达国家中最艰难的时期，被一颗和西方紧密相连的心与跟亚洲紧密相连的地理位置“撕裂”。
马凯硕讲澳大利亚的时候，没有用外人的判断，用的是澳大利亚战略界自己的声音。
休·怀特是前官员转学者，他写过，中美冲突将是毁灭性的，无论澳大利亚是否参战；与中国及东亚的贸易会停下来，而且可能很长时间不恢复。如果澳大利亚让美军从它的基地行动，它可能面临中国远程力量的直接攻击。
另外一位澳洲前驻华大使说，澳大利亚不能成为任何一方的啦啦队长，必须对华盛顿和北京都有帮助。
至于澳大利亚的两位前外长，埃文斯主张对选边要谨慎，另一位卡尔说得更直：自动与华盛顿结盟是“纯粹的反乌托邦，我们的国家噩梦”，可能“意味着我们所知的澳大利亚国家故事的终结”。
这四个人分布在学界和外交界，还跨了党派。这不是某一派的意见，是澳大利亚战略界一条持续了很久的警戒线。
马凯硕自己的落点，是那句老话。他说，大国不会受苦，我们会。
他演讲的题目主要是小国怎么在大国之间选边，但这两年流行的一个概念“中等强国”在他看来似乎也没有什么不同。
澳大利亚就是例子，看着属于发达国家，但其大量GDP来源于资源输出而非制造。军费虽然一年有500多亿澳元，却是被昂贵的进口武器装备，和高涨的人员薪水填出来的，并不能代表实际战斗力。
澳大利亚国防界自己也承认，这个国家以维持一支规模小但技术先进、维护良好的部队而自豪，可它的国防物资储备是脆弱的，澳大利亚国防军也“相对单薄”。
所以“选边”这件事可以决定小国生死，对“中等强国”而言也伤筋动骨。
马凯硕是新加坡出身，他更关注的就是以自身为圆心的周边区域，从东南亚一直向南延伸到澳大利亚，正是一大群中小国家混在一起的地方。
按他的逻辑来推，这片地区目前最危险的确实是菲律宾，因为选边站队得已经太明显了。
但菲律宾有一件事和澳大利亚不一样，它的路线是可以换的。
阿罗约执政的十年，是中菲关系的一段好时候。2007年的中菲联合声明写明，两国关系“正处于伙伴关系的黄金时期”，双方当时还定下了2010年前实现300亿美元贸易额的目标。
南海在那份声明里不是障碍，而是被写成了合作示范。双方认为南海三方联合海洋地震工作可以成为本地区合作的一个示范，并同意探讨把三方合作提升到更高水平。菲律宾在声明里重申坚持一个中国政策。
到杜特尔特时期，这条路又走了一遍。2016年所谓南海仲裁案裁决出来之后，他选择搁置，推动双边关系改善。
中间还隔着阿基诺三世时期的一次对华转向，那是另一个方向。也就是说，从阿罗约到阿基诺三世，再到杜特尔特，再到马科斯，菲律宾的对华路线摆动过好几次。
摆动的底子，是经贸结构。按菲律宾统计局的数据，2025年中国是菲律宾最大的进口来源，占28.6%；美国是它最大的出口市场。这两个位置都不是哪一届政府的政策造出来的，是经济需求自然而然形成的。
所以现在的国防部长特奥多罗跳得厉害，小马科斯也纵容，但经贸结构还在，2028年换个总统后，和中国恢复关系并没有那么困难。
南海争端并不需要绑架整个国家的走向，它确实需要处理，但不是决定一切的事。把这两件事分开，空间就出来了。
澳大利亚的问题和菲律宾不一样，它船大，更不好掉头。
如果光看贸易结构，它应该和中国关系不错。但看安全安排、情报体系、媒体和智库生态则完全是相反。这种错位目前靠贸易压着，但未来如果贸易下滑，则有可能出现剧变，让敌意占上风。
更深的一层约束，是价值观。
马凯硕所在的新加坡是实行西式制度，但并非被绑架而是相对实用主义；菲律宾也差不多，它的政治虽然摇摆得厉害，但也可以很务实。
澳大利亚则不一样，它是真的“纯血西方”，意识形态上和欧洲跟北美是同一套起源。
所以它在被大国裹挟这件事上的风险，可能性比前两者都大。因为对它来说，选边不只是一个利益计算，还是一个身份问题。
身份问题，比利益问题难改。
回到马凯硕那句话，“大国不会受苦，我们会。”这话对小国是提醒，对“中等强国”也是一样。东南亚和澳洲可能难以避免成为大国博弈的场地，但这块场地上的国家，也可以一开始就选择不成为棋子。
如今澳大利亚也好菲律宾也罢，都还没彻底完成站队，这些国家的政要不妨多听下马凯硕这种“朋友的劝告”。如果听进去了，一切就还有挽回的余地。
文｜思明州 媒体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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