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三线城市的外卖骑手，月收入四千元左右，扣掉房租和吃饭，手里剩下也就几百块。当地灵活就业人员养老加医保最低月缴一千五百多元，占他收入三分之一还多。他说，“不是不想交，是真交不起。”即便在一线城市，月入近万的骑手，扣除房租和全家人的生活开销，缴完社保后也感叹“每月直接少2000元，根本存不下钱”。2026年10月，人社部副部长李忠在发布会上说“数据找人很重要”，要把未参保的人找到、动员参保。社交平台上被反复转发的一条评论是：“不用找了，我出来了，没工作没收入，能免费参保吗？”一边是一定要“找到人”，一边是“缴不起”——这场讨论真正的分歧，从来不在找到找不到，而在找到之后，缴纳职工社保的钱从哪里来。
政策原话与它被误读的部分
2026年10月10日，国新办“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上，人社部副部长李忠提出：“数据找人很重要，现在还有一些人没有参保，这些人到底在哪儿，还是要通过各种各样的方式把人找到，动员参保。”重点群体被明确为灵活就业人员、农民工、新就业形态人员，方向是鼓励其参加职工养老保险，并“建立完善用工方、平台企业、劳动者共同筹资、合理分担的参保机制”。目标是在“十五五”时期将基本养老保险参保率稳定在95%以上。
官方文本中反复出现的是“动员”“引导”“精准推送”，没有出现“强制”“自动扣款”“不缴处罚”。法律格局也未改变：有劳动关系的职工参保是单位法定义务；灵活就业人员以个人身份参加职工养老和职工医保，属于自愿范畴，缴费基数可在全省基准值的60%至300%之间自主选择。理解这一点，是理解后续所有争议的前提——但仅仅理解这一点，并不足以解释舆论为何仍然紧张。
被“找到”的人，究竟是谁
一个容易被忽略的事实是：“灵活就业”与“失业”在统计上是两套语言。现行就业统计采用国际劳工组织标准，在调查参考周内从事过哪怕一小时有偿劳动，即计入就业人员，不计入失业。外卖骑手、网约车司机、零工只要当周跑过一单，在统计上就是“就业”。这意味着大量失去稳定全职工作、收入远不足以维持体面生活的人，不会出现在失业率中，而是被吸收进“灵活就业”这个类别里。
所以更准确的说法不是“灵活就业就是失业”，而是：这个统计容器同时装着主动选择灵活工作的人、收入尚可但就业形态非正规的人，以及事实上的隐性失业者和严重不充分就业者。政策文本里的“灵活就业人员”是一个不加区分的整体，但“数据找人”找到的人，内部的经济状况差异极大。用户的直觉之所以成立，是因为在缴费能力这个维度上，其中相当一部分人的处境与失业者并无实质区别——他们在宏观数据里是“就业”，在缴费通知面前却是“没钱”。
钱从哪里来：制度没有给出覆盖大多数人的答案
截至2024年底，灵活就业人员参加职工养老保险的约7057万人，参加职工医保的约6615.9万人。按2亿人的规模估算，职工养老参保率约35%。 2026年一季度，灵活就业群体断缴率达38%，20至35岁年轻人在断缴者中占比超过六成。财新援引的全国性调查显示，断保人员中94%是灵活就业者。
这些数字背后是一个更朴素的问题：缴费的钱从哪里来？现行制度给出的答案并不普惠。灵活就业人员参加职工养老保险需独自承担20%的费率，其中12%进统筹，仅8%进个人账户；企业职工个人只出8%。北京灵活就业者养老加医保月缴至少2017元，逼近当年最低月工资2540元；上海最低档约2263元；17个省份的缴费基数下限已达当地最低工资的两倍以上。深圳灵活就业人员职工社保最低月缴费从2019年的764元涨到2026年的1500元以上，七年翻了一倍。
制度提供的资金来源渠道是碎片化的。领取失业保险金期间，基本医疗保险费由失业保险基金支付，个人不缴，但养老保险不会自动从失业金中扣除。唯一的制度性养老分担，针对的是领取失业金且距法定退休年龄不足一年的人员，由失业保险基金按当地灵活就业最低标准支付养老保险费——这个口子极窄。针对低保、特困等认定困难群体的保费代缴，覆盖的也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失业或低收入灵活就业者。全国统一的灵活就业社保补贴机制尚未建立，缴费基数降至社平工资40%的建议仍停留在讨论层面。
于是“钱从哪里来”对大多数人而言，答案只能是从吃饭、租房、买药的钱里挤。北大对外卖骑手群体的调研显示，如果需要全额自缴，接近四成骑手最多只愿拿出月收入的5%用于缴费，能接受现行标准的不到一成。
社区里的声音：不是不想交，是真的交不起
一位网友的自述被广泛转发：“今天有单，送外卖跑网约车，赚300到500，刚够交房租加吃饭；明天没单，账户余额不到200，连降压药都要掰着吃。上个月刚被工厂裁掉，社保断缴三个月，现在想续上，却被告知灵活就业养老保险最低基数要交1200一个月，医保另加300。”豆瓣上另一条表述代表了相当一部分人的账本逻辑：“本来就是因为没有稳定收入才去买的灵活就业，结果全额自己出不说，退休还要迟五年，关键每年涨那么多……买的时候说好15年，现在变成20年。”
最集中的一句高赞评论是：“不是不想交，是真的交不起。”有网友将其概括为“劝饿肚子的人办健身卡”。一位网约车司机的话被反复引用：“我一天跑十几个小时，腰都直不起来，挣的都是辛苦钱。在‘先活下去’和‘为未来存保障’之间，大多数人只能选前者。”这些声音并不否认社保的价值，它们否认的是“找到人就能缴得起”这个隐含前提。
专家的判断：知道而不想参保，数据找人会失效
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高级研究员赵力涛的判断，在这轮讨论中具有核心解释力。他指出，中国社保制度最初针对正规单位就业设计，与灵活就业之间存在结构性不匹配。更关键的是他对“数据找人”有效性的限定：“如果这些就业人员不知道社保，那可以通过大数据追踪；但现在是知道而不想参保，大数据未必有效，反而可能引起灵活就业人员的反感。”这里的“不想”不是拒绝保障，而是在当期生存与远期养老之间被迫排序。
香港城市大学访问助理教授王巍翔则将焦点从个人动员转向责任分配：就业结构已随平台经济发生根本改变，改革重点应是通过立法或政策明确平台企业的社保责任。这与官方“共同筹资、合理分担”的方向有交集，但学者更强调制度化的责任分配，而非依赖对个人的劝说。
中国人民大学毛振华2025年在中国宏观经济论坛上的发言被重新翻出：“当前机关事业单位的退休金比许多企业在岗工资都高，这是个很大的问题……退休制度要保证基本生活，而不是保证他们过很优雅的生活。”有评论将这一判断与“数据找人”并置：一个骑手被动员每月拿出一千多元参加职工养老，而他扭头看到的是村里老人一个月246块基础养老金，“你让他相信'多缴多得'，可他先看到的是，这制度对不同的人给出了完全不同的答案”。胡锡进的评论则落回就业与收入：“未参保断保群体大多是被动无奈，核心原因是现实经济压力……推动应保尽保，最根本的还是要搞活经济，扩大就业，增加普通劳动者的收入。”
基层执行：找到人容易，找到原因难
“数据找人”在技术层面并不难。重庆归集71类社保数据，建成覆盖250万人的精准扩面资源库；山东构建扩面资源智能计算模型，按省市县镇街经办人五级分发；宁夏整合7635万条人社数据与647万常住人口信息碰撞比对，识别出漏保断保人员。操作逻辑高度一致：多部门数据交叉比对，生成未参保或断保清单，分级分发，精准推送提醒，跟踪反馈。
但来自一线的反馈揭示了几个结构性摩擦。数据能标记“未参保”，却分辨不出“为什么未参保”——有的人暂时失业，有的人收入时有时无，“数据只能标记未参保，分辨不出是不知道政策不愿交，还是知道但是交不起”。基层人手与名单规模严重不匹配，一个街道可能导出几千个未参保名单，而社区工作人员编制有限，日常还有大量网格化治理和民生排查工作。人的流动性也使“找到”本身不完全可靠，系统根据几年前的工商注册或务工记录标记人员，但很多人早已换了城市，清单留在原属地，上门根本找不到本人。
更值得警惕的是考核压力对动员性质的潜在扭曲。有评论警告，如果“未参保名单”转手变成基层的考核指标，“今天要求打多少通电话、明天要求上门劝几户”，那么即使把人劝得当场点头，“缴费压力没降、平台该掏的钱没落实、断缴的后顾之忧没解决，人家转头还是交不起，这任务就算表面完成了，又有啥用”。另一条评论说得更直白：“无非是从一种催缴换成另一种交差。”
“贷款缴社保”与“运动式执行”的担忧
在“数据找人”讨论升温的同时，部分地方试点的“续保贷”“社银贷”被推入舆论中心：允许临近退休但缴费困难的灵活就业人员贷款缴纳社保，退休后从养老金中连本带利扣还。这一方案在社交平台上遭到几乎一边倒的质疑。 “参保人本来就是缴不起才断缴，现在不仅没减负，还得背上利息，等于借钱也要把保费交上。”“当'老有所养'变成'老有所债'，消耗的是大众对体系最基础的信赖感。”合规层面也被指出：2024年《个人贷款管理办法》明确消费贷不得用于社保缴费等非消费领域，湖南同类产品已被叫停。
这类方案的反向启示在于：当一个人的现金流连当期保费都无法覆盖时，任何“把未来养老金提前贴现”的方案，本质上都是在不降低缴费门槛的前提下把负担向后转移，而不是解决“参不起”的问题。它恰恰反证了制度本身没有为缴费能力不足者提供资金，只能由金融系统以带息负债的方式填补缺口。
而用户提到的“像疫情期间盲目清零一样的操作模式”，并非一个被学者直接论证的类比，而是一种由治理经验塑造的预警性直觉。有评论指出，一项本用于托住个人风险的制度，在落地中出现了“识别、名单、追踪、清零和上门”这些管制色彩的语言。如果面对的是逃避法定义务的企业，这种力度有充分理由；但如果面对的是普通居民和灵活就业者，“政策最好多保留一点选择的空间，多问一句没参保的原因”。疫情时期的网格化动员之所以令人记忆深刻，正是因为“名单—追踪—上门—销号”这套流程被用于本应以自愿为基础的个体行为。当“数据找人”生成未参保名单并下沉到基层时，工具的形式是相似的，公众的警觉由此被触发。
这种担忧不应被简单归为“误读”。它指向的是一个真实的执行风险：当“动员”被纳入考核，而降低缴费门槛的工具不在基层手中时，动员就存在滑向催缴的结构性压力。中央层面近年反复通报的形式主义典型问题中，“层层加码下达指标”“基层为完成任务弄虚作假
”正是被明确点名的高频模式。公众的类比表达的是一种基于历史经验的预判——不是认为政策文本本身是强制的，而是担心在动员压力和考核激励下，基层执行会系统性地偏离“自愿”的初衷。
出路不在加强动员，而在改变“找到之后”
几乎所有深度分析都指向同一个判断：“数据找人”在技术层面不难，难的是找到人之后如何解决“缴不起”的问题。更具可持续性的政策方向集中在三处：缴费方式与收入波动适配的弹性化，按月、按季、按半年预缴已有多地放开，户籍限制也在逐步松绑；针对低收入灵活就业者的普惠性缴费补贴，而非仅覆盖经过认定的困难群体；以及平台企业筹资责任的制度化，让“共同筹资、合理分担”从原则变成可执行的规则。
如果数据不仅用于筛出未参保者，也用于识别缴费困难群体并触发相应的补贴、缓缴或帮扶机制，技术手段才能从“找到人”升级为“解决问题”。否则，诚如一条评论所概括的：“找到人容易，找到人不缴社保的原因难。”而被找到的人早已给出了自己的回答——他们没有躲藏，他们只是被固定支出的逻辑套住了波动的收入。在收入端没有改善的条件下，反复动员断缴者续保，可能加剧的不是参保率，而是对制度“只问缴不缴、不问活不活”的疏离感。
本文撰写参考资料来源：国新办2026年10月10日“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实录及人社部相关数据；财新、虎嗅等媒体关于灵活就业人员参保率、断缴率及地方扩面实践的报道；胡锡进相关评论；豆瓣、微博、知乎等社区平台关于灵活就业缴费负担的讨论与高赞评论。
（作者 / 中子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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