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年9月20日，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宿白讲座”第22讲在考古楼A座101举办，澳大利亚国立大学考古学与人类学系荣休教授，澳大利亚人文科学院院士、英国国家学术院外籍院士Peter Bellwood应邀作题为“东南亚大陆狩猎采集人群向农耕人群的转变”的专题讲座。讲座由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长聘副教授邓振华主持。
东南亚大陆农业的形成，是理解东南亚史前人群迁徙与文化交流的重要环节。距今约4500—4000年，源自黄河和长江流域的农耕人群，经华南向越南、老挝、泰国、缅甸及马来半岛扩散。他们带来了稻、粟的种植以及家猪和狗，并在华南或东南亚大陆驯化了当地的原鸡。不过，这些农耕人群进入的并非无人居住的地区，当地早已存在相当规模的狩猎采集人群。因此，东南亚大陆向农耕社会的转变，既涉及作物、家畜和技术的传播，也涉及迁入人群与本地居民之间的接触和融合。
一、东南亚大陆农业形成的人群与文化背景
东南亚大陆农业形成之前的石器传统，通常以和平文化（Hoabinhian）为代表。这一传统从更新世晚期延续至全新世，部分地区在农业传入后仍有延续。多数相关遗址不见陶器，石器以打制为主。当地人群利用森林、河流和海岸环境中的多种资源，淀粉粒研究表明，他们食用薯蓣、芋类等块根块茎类植物，同时期没有稻、粟等驯化谷物，也没有家猪和狗。
在一些全新世早中期的贝丘及洞穴遗址中，当地居民仍以狩猎采集为生，却已使用陶器和磨制石器。相关考古发现还显示，他们曾将遗体紧密捆束并进行烟熏干燥处理，形成了特殊的丧葬传统。Bellwood将这些同时包含陶器和磨制石器、但尚无明确农业证据的遗存所代表的阶段称为“准新石器时代”（Para-Neolithic）。这些人群在生计上延续狩猎采集传统，在器物和葬俗方面则已经具有较为丰富的文化面貌。
图1 华南和东南亚全新世早中期遗址发现的屈肢葬与蹲踞葬
人骨形态研究将这些本地狩猎采集者与后来迁入的农人区分为两个不同的人群。松村博文提出的“二层假说”认为，和平文化和准新石器时代的狩猎采集人群属于较早的“第一层”，其颅面形态保留了早期现代人扩散带来的古老特征，并与今日澳大利亚、新几内亚及美拉尼西亚岛屿地区的原住民具有较多相似性。后来向南扩散的东亚农耕人群则属于“第二层”，其颅面形态具有在亚洲较北地区形成的寒冷环境适应特征。三维形态测量与多变量统计分析的结果，进一步支持了这一假说。
两层人群的形成与现代人进入亚洲的不同历史过程有关。早期现代人从非洲进入亚洲的路线可能有两条：一条经印度进入热带东南亚，并继续穿越华莱士地区，在距今约60000—50000年抵达澳大利亚和新几内亚；另一条经中亚、阿尔泰山和蒙古进入东亚较北地区。华南长期延续的石核—石片技术，与蒙古、阿尔泰山等北方地区出现的石叶、细石叶技术，体现了不同路线人群石器技术之间的差异。
较早进入华南和东南亚的人群，其后裔在许多地区长期延续狩猎采集的生计方式，而新几内亚高地后来独立发展出以块根块茎类作物为主的农业。黄河和长江流域则形成了以黍、粟、稻及家畜为基础的农业体系。源自这些地区的农耕人群在新石器时代向南扩散，与当地狩猎采集人群发生融合。全新世中期的贝丘、洞穴遗址及稍晚的农耕遗址，保存了这一过程中的生计、器物、葬俗和人群变化的证据。
二、农业传入前的贝丘遗存及其向新石器时代的转变
距今约15000—6000年间，冰后期海平面上升改变了华南和东南亚的海岸环境，促进了海洋生产力提升，沿海狩猎采集人群数量增加，社会文化也日趋复杂。目前发现的沿海贝丘主要形成于海平面上升后，其中较早者目前可追溯至距今八九千年，更早的沿海遗址可能仍淹没在海面之下。大型贝丘从越南北部一直延伸到马来半岛，尤其在全新世中期海平面高位阶段较为集中。内陆河流沿岸同样存在贝丘，如广西邕江流域的顶蛳山文化诸遗址。
值得注意的是，一些保存较完整的贝丘显示，其中的贝壳不一定全部属于食用后的废弃物，还可能与居住地的营建有关。越南乂安省昆达（Con Dat）遗址便提供了这样的例子。这处琼文文化（Quynh Van）贝丘年代约为距今5500—5000年，堆积厚约7米，生活层与贝壳层交错分布，包含数量庞大的滩涂贝类，其中许多贝壳没有打开。Bellwood据此认为，它们可能并非全部被食用，而是被有意搬运、堆积，用来垫高居住地。贝壳在这里既是食物资源，也可能被用作营建材料。
图2 昆达遗址贝丘堆积
贝丘及同时期的洞穴遗址还发现有公共墓地。多数墓葬缺少随葬品，死者常呈蹲踞或高度屈肢姿态。过去，研究者多以捆绑遗体解释这类葬式，也曾依据骨骼位置及局部切割痕迹，将部分现象解释为“肢解葬”。近年来的研究则提出，一些遗体曾经过低温烟熏干燥处理，并可能在房屋或洞穴中保存一段时间后再行埋葬。烟熏、保存及后续安置，都可能影响骨骼最终的位置。
顶蛳山文化的灰窑田遗址发现了大量蹲踞及骨骼位置异常的墓葬。讲座展示的一例墓葬中，死者在埋葬前经过烟熏干燥，头骨与躯体分离后被放入胸腔，反映了死后处理和重新安置的过程，而非死亡后立即肢解。同类烟熏干燥传统，在东亚和东南亚史前遗存中已有线索，在澳大利亚及新几内亚高地的民族志记录中也能找到参照。
顶蛳山遗址还展示了准新石器时代丰富的物质文化。其陶器器型相对简单，以器表饰绳纹或藤条滚压纹的釜类器为主，另有骨器、贝器和局部磨制的石斧。桂林甑皮岩洞穴等遗址的材料，也显示了华南早期制陶传统的多样性。这些遗存说明，在农业形成以前，当地居民已经掌握制陶以及石、骨、贝等多种原料的加工技术。
越南北部清化省的螺场（Con Co Ngua）遗址也发现了类似的器物和葬俗。该遗址属于多笔文化（Da But），年代约为距今6000—5500年。遗址发现了规模较大的墓地，以及藤条滚压纹陶器和以砾石制成、经过磨制或锤击整形的石斧。其器物和葬俗与广西部分遗址具有相似性，反映了华南与越南北部之间的联系。类似因素还向南延伸至马来半岛，槟榔屿瓜尔吉巴（Guar Kepah）贝丘现存的一段约60厘米厚的堆积中，发现了经锤击整形的有肩石斧，其陶器也与螺场相似。
图3螺场遗址出土陶器与石器
广西、越南北部与马来半岛之间由此呈现出若干共同文化因素，但各地器物组合仍有差别。这些遗址呈现的，是一个已经具有多样技术、特殊葬俗及跨区域联系的狩猎采集世界。
越南中北部的琼文文化及其后续遗存，进一步展示了本地传统延续与新文化因素进入之间的复杂关系。琼文文化（Quynh Van）主要分布于越南中北部的乂安省和河静省，其贝丘可追溯至全新世早期。琼文遗址曾出土马蹄形刮削器和“苏门答腊式石器”（Sumatralith），仍体现出和平文化相关的打制石器传统。与此同时，遗址已有陶器，尤其以尖底器引人注意。
前述昆达贝丘于2024年发掘，出土了外表饰凸棱纹或绳纹的大型陶器，其中包括尖底器，但未发现磨制石斧，具有和平文化特征的打制石器也很少。与螺场陶器相比，昆达陶器面貌更接近新石器时代。Bellwood提出，这可能说明在昆达遗址形成的时期，越南北部已经存在农耕人群，相关文化因素因而能够进入当地。昆达仍保留琼文文化的特点，而新的器物风格则说明新的文化因素已与之发生联系。
图4 昆达遗址出土尖底陶器与琼文遗址出土马蹄形刮削器和“苏门答腊式石器”
河静省茹迭（Ru Diep）遗址进一步显示了这种交错状态。该贝丘原高约7米，因贝壳被开采作为水泥原料，如今仅存底部约2米。27个序列清晰的碳十四测年数据，将其年代限定在距今5200—4800年，与昆达贝丘的年代重叠。贝叶斯分析提示，现存底部堆积可能仅在约50年内形成，说明较厚的贝丘并不必然代表十分漫长的堆积过程。
茹迭底层同时发现了琼文文化尖底陶器和一座具有新石器时代葬式特征的仰身直肢葬。墓葬没有随葬品，与贝丘同期形成，并非后期扰动。这表明，本地陶器传统延续的同时，新的埋葬方式已经出现。不过，人骨保存较差，无法进行古DNA或颅面形态分析，尚不能据此判断死者的人群归属。遗址能够明确展示的是文化因素的共存，而这一现象与人口迁入之间的关系，还需要其他材料支持。
同属河静省的石乐（Thach Lac）遗址则通过连续地层，将上述变化置于较完整的时间序列中。其三个阶段分别约为距今5000—4800年、4900—4500年和4400—4200年，依次涉及琼文、石乐和葆苴（Bau Tro）阶段。第一期与琼文文化在年代上重叠，第二、三期呈现新石器时代特征。其中，石乐第二期出现带简单圈足的小型绳纹陶器，与广西顶蛳山第四层陶器相似，后续陶器装饰又有变化，出现梳齿纹等因素。
从昆达到茹迭、石乐，可以看到陶器、石器和葬俗并非同时发生整齐划一的变化。本地传统有所延续，新因素也逐渐进入，其间还存在不同阶段的年代重叠。这些材料使“向新石器时代转变”不再只是前后两类文化的简单替代，而成为可以通过地层、测年和器物组合具体观察的过程。要进一步判断农业何时形成，以及这一变化是否伴随外来人群迁入，则需转向具有明确农耕证据和人骨资料的遗址。
三、新石器时代农耕遗存及其人群构成
在本地狩猎采集和准新石器时代传统延续的同时，黄河与长江流域的农业社会不断发展，相关人群开始向南扩散。讲座将距今约5500年以后视为这一过程的重要阶段：农耕人群约在距今4800—4400年以后进入越南北部，随后在东南亚大陆更广泛地扩散。他们带来了稻、粟的种植以及家猪和狗，墓葬以直肢葬为主，常以陶器随葬，部分地区还使用软玉饰品。
陶器为追踪这些新石器时代遗存的区域联系提供了重要线索。刻划纹和戳印纹陶器广泛见于东南亚大陆及岛屿地区。Bellwood指出，华南多个地区更早阶段的陶器已使用类似的装饰手段，长江中游距今约6500年的大溪文化遗存可见相关材料，福建壳丘头文化类似遗存的年代则约为距今6000—5000年。越南北部昇仁（Xom Ren）遗址距今约4000—3500年的陶器，同样具有刻划、戳印纹，其中部分风格被认为与四川盐源皈家堡遗址的材料相似。类似装饰还见于马来半 岛查洞（Gua Cha）以及泰国班诺洼（Ban Non Wat）、霍帕侬迪（Khok Phanom Di）等遗址。
越南北部宁平省蛮泊（Man Bac）遗址，为认识这些文化联系背后的生计和人群变化提供了较为完整的材料。该遗址年代约为距今4000—3500年，发现了家猪、狗和稻属植硅体，并出土陶器、软玉珠和镯等遗物。讲座将蛮泊与红河下游冯原文化（Phung Nguyen）的相关材料联系起来，并探讨了越南北部早期农耕社会的文化面貌及其与华南地区的关系。
图5 蛮泊遗址出土陶器与玉石器
蛮泊的人骨研究进一步显示了迁入人群与本地居民的融合。多数个体具有来自东亚较北地区的颅面形态特征，少数个体则保留了与和平文化及准新石器时代本地人群有关的形态特点。两类个体出现在同一遗址中，为前述“二层假说”提供了个案层面的实证，也表明农耕人群的迁入并非简单的人口替换，本地居民的后裔一定程度上也参与了新石器时代农耕社会的形成。
越南南部的遗址也保存了农业及相关技术活动的证据，但文化面貌与北部有所不同。威古东河谷安山（An Son）遗址（距今约4200—3500年）出土陶片的微CT扫描和图像处理结果显示，安山及邻近禄江（Loc Giang）遗址的新石器时代人群将稻壳混入陶土，作为制陶羼和料，反映了稻的利用及其与制陶技术的结合。此外，越南南部和泰国中部的一些新石器时代遗址还发现了粟，表明当地早期农业建立在多种作物基础之上。
南北之间的差异还体现在器物组合上。软玉饰品在越南北部较为普遍，而越南南部与泰国的新石器时代遗存中则不见类似的用玉传统。泰国霍帕侬迪（Khok Phanom Di）遗址年代约为距今4200—3500年，其墓葬出土了丰富的随葬品，其中贝制饰品尤为突出，但未见玉器。著名的“公主”墓随葬大量贝饰，可能曾缝缀在覆盖身体的树皮布上，或串联后环绕其外，与越南北部较为突出的软玉珠、镯组合形成对照。
图6 霍帕侬迪遗址“公主”墓及人物复原图
尽管存在这些区域差异，各地遗址的文化内涵和陶器装饰风格仍有较多重叠，目前很难将东南亚大陆的新石器时代遗存截然划分为不同文化。在讨论这些遗存与语言分布的关系时，Bellwood认为，越南南部、泰国中部和马来半岛的早期农耕人群，可能与现代南亚语系人群的祖先有关；更北部、尤其是越南北部的居民，则可能同时涉及南亚语系和侗台语系的早期历史。
与上述地区相比，泰国西部班考（Ban Kao）的陶器传统具有更鲜明的特点，其三足器等特征区别于大陆中部、东部广泛分布的刻划纹和戳印纹陶器。考虑到今日使用藏缅语族语言的克伦人生活在这一地区，Bellwood提出，这种差异是否可能反映另一波独立迁徙，例如早期藏缅语人群从黄河流域向南扩散，并由此进一步探讨了东亚农耕人群沿不同路线进入东南亚大陆的复杂过程。
四、农业与人群扩散及东南亚大陆语言格局的变化
东南亚大陆的农业形成，需要放在整个东亚农业与人群扩散的背景中理解。黄河流域的黍、粟农业和长江流域的稻作农业，为不同方向的迁徙提供了经济基础，但作物、人群和语言的传播并不完全重合。讲座梳理了几个重要过程：距今约8000-7000年，稻已从长江流域传播至黄河流域；距今约5300年前，仰韶、马家窑相关人群向青藏高原边缘地区扩展；距今约4500年前，黍、粟、稻及可能与早期藏缅语相关的人群向中国西南地区扩散；距今约4000年以后，侗台语系先民可能携带稻作农业，从中国东南沿海地区向云南迁徙。这些过程涉及不同来源和方向，不能归并为单一的南迁路线。
近期遗传学研究为这一框架提供了新的讨论材料。一项Y染色体研究通过谱系合并时间分析，将所讨论的男性谱系扩张置于距今约4500—3500年，并据此探讨中国新石器时代农耕人群多次向东南亚迁徙的过程。对于研究中将兴义和平文化人群与南亚语系起源联系起来的解释，Bellwood持保留意见。他认可兴义人群属于和平文化人群，但更倾向于将南亚语系的早期扩散与长江中下游的新石器时代农耕人群联系起来。
另一项主要依据Y染色体的研究提出，粟作农耕人群，尤其是与仰韶文化相关的人群，较早开始向南扩散，随后才是长江流域与崧泽、良渚等文化相关的稻作人群。Bellwood在此基础上讨论了农业生产方式对迁徙的影响：水田建设、水管理及灌溉需要持续的劳动投入，可能增强稻作人群对既有定居地的依赖；某些实行旱地游耕的粟作人群，则可能具有更大的迁徙灵活性。讲座还援引太平洋岛屿民族志，将旱地轮耕与湿地芋类灌溉人群相比较，讨论不同生计体系与流动性的关系。
图7 古代农耕人群对现代中国与东南亚大陆人群的父系遗传贡献
（注：箭头表示相关父系谱系的贡献方向）
随着后续迁徙和语言扩张，东南亚大陆的语言格局不断改变。南亚语系原本的部分分布区域，后来被侗台语系和藏缅语族语言覆盖。同属南亚语系的高棉语与越南语，在历史时期的扩张也进一步重组了这一格局。藏缅语族语言还进一步向南深入缅甸南部和泰国西部，今日克伦人仍使用相关语言。
许多古代语支和语言的消失，还使人群的遗传祖源与语言学能够重建的起源地未必一致。例如，南岛语系人群的遗传祖源可以追溯至长江流域，而相关语言的早期分化却可能只能在台湾等地得到重建。讲座还介绍了南岛语系与侗台语系可能共享中国东南部早期来源的观点：早期南岛语人群渡海进入台湾岛，与其具有共同祖源的侗台语人群则留在华南地区，此后沿不同方向发展和扩散。
五、结语
讲座最后回顾了东南亚大陆人群历史的主要阶段。较早从非洲进入华南和东南亚的智人，在当地形成长期延续的狩猎采集传统，其中一些人群继续穿越华莱士地区进入澳大利亚和新几内亚。后来，黄河和长江流域形成农业体系，农耕人群在距今约5000年前后开始经中国南方向东南亚大陆扩散，并与本地居民融合。伴随不同方向的迁徙，相关祖语逐渐传播，为东南亚大陆现代南亚语系、侗台语系及藏缅语族的分布奠定了基础，而更晚的历史时期迁徙与语言替换，又进一步改变了这一格局。
热门跟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