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隆四十二年，京城宫禁之中，乾隆皇帝正为皇太后守孝。少了巡游宴乐，他把更多时间放在军政文书和旧日回忆上。此时，他写下《怀旧诗》二十三首，其中一首题为《五阁臣》，留下了鄂尔泰、张廷玉、傅恒、来保、刘统勋五人的名字。
这五人并非简单按照入阁早晚排列，也不是一份正式的朝廷排名。乾隆把他们放在一起，既有对功业的评断，也有对性情、资历和忠勤的衡量。诗中次序，基本可以看作他心目中的排列。
排在第一位的是鄂尔泰。
鄂尔泰真正受到重用，是在雍正后期。雍正十年，他由云贵总督调入中枢，任保和殿大学士；雍正十三年，又兼任首席军机大臣。乾隆即位时，鄂尔泰已经是能够镇住满汉百官的重臣。
乾隆看重他的地方，不只是办事能力，还有“性严正”。西南改土归流等事务中，鄂尔泰手段强硬，执行力很强。乾隆初年，朝廷需要这样一位有威望、有经验的老臣稳定局面，因此对他颇为倚重。
不过，鄂尔泰的权势并没有一直维持下去。随着讷亲等年轻官员崛起，加上鄂容安泄露密折等风波，他在朝中的影响力逐渐减弱。乾隆仍承认他的地位，却已经开始有意培养新的政治力量。
第二位是张廷玉。
张廷玉入阁比鄂尔泰更早。雍正三年，他升任大学士；雍正八年，兼军机大臣，是雍正朝最受信任的汉臣之一。雍正帝临终前，还特别交代他办理身后政务，可见其分量非同一般。
乾隆初年，张廷玉依旧被视为老成可靠的辅政大臣。但他的长处也是他的局限：资历太深，声望太高，容易让皇权产生戒备。后来，他因配享太庙一事触怒乾隆，晚年多次受到斥责，最终回到安徽桐城。
乾隆把他列在第二，并不意味着张廷玉功劳不如其他人，而是说明这位汉臣在雍正、乾隆两朝的政治分量，仍然无人能够轻易替代。
第三位是傅恒。
傅恒与前两人不同，他是乾隆亲手扶植起来的核心重臣，也是孝贤皇后的弟弟。出身富察氏勋贵之家，使他拥有天然的政治优势，但仅凭外戚身份，还不足以长期掌握军机事务。
傅恒的确有才干，尤其在军事决策上敢于承担责任。金川战事期间，他奉命督师，后来又在出兵准噶尔的问题上坚决主张进取。乾隆曾多次召他商议军国大事，甚至晚膳后单独召见，这种“晚面”待遇，在乾隆朝并不多见。
有人认为傅恒的功绩被乾隆夸大了，这个判断并非没有依据。金川之役能够取胜，与岳钟琪等老将的经验密不可分。但傅恒胜在谨慎谦和，处理政务不张扬，和讷亲相比，少了几分锋芒，多了几分稳重。
第四位是来保。
来保的名声远不如鄂尔泰、张廷玉，却是乾隆眼中的特殊人物。他早年任职内务府，熟悉康熙朝旧事，又长期服务于宫廷。乾隆对祖父康熙极为敬重，许多早年掌故，来保都能讲得清楚。
来保还有相马之长。乾隆诗中称他近似伯乐，说明他并非只凭资历入选。御马挑选、宫廷事务以及满洲旧臣中的人事联系，都需要这样一位熟悉内情、办事稳妥的人。
乾隆十三年，来保升任武英殿大学士，并兼军机大臣。把他列入五人，确实带有平衡满汉阁臣比例的考虑，但这并不等于他只是“凑数”。在乾隆看来，能办事、懂规矩、熟悉旧章，本身就是一种难得的能力。
排在第五位的是刘统勋。
刘统勋是这五人中最晚去世的一位，也是乾隆后期最倚重的汉臣之一。他早年在上书房任职，接触过皇子，但乾隆并未把他只看作旧日师傅，而是称其“师而实友”，这句话很能说明两人的关系。
刘统勋办事敏锐，性格刚直，敢于弹劾权臣。正因为如此，他在朝中并非处处讨喜，却能在关键问题上坚持原则。乾隆三十八年十一月，刘统勋突然病逝，乾隆深受震动，赐谥“文正”，这是对汉臣极高的身后评价。
五人之中，鄂尔泰代表强干，张廷玉代表资深，傅恒代表新贵，来保代表旧臣，刘统勋则代表刚正。乾隆将他们写入同一首怀旧诗，未必是在比较谁的功劳最大，而是在回顾自己执政以来，哪些大臣曾真正参与过国家中枢。
因此，这个次序更像皇帝个人眼中的政治坐标：鄂尔泰居首，张廷玉紧随其后，傅恒居中，来保列第四，刘统勋居末。若只看名次，容易忽略其中复杂的时代背景；若结合他们的出身、性格和所处位置，才会明白乾隆为何偏偏留下这五个人的名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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