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年代，北京中南海，毛泽东伏案翻看王羲之法帖，桌上的茶凉了，工作人员几次提醒，他仍没有起身。这册字帖并非普通印本，而是黄炎培珍藏的王羲之墨迹。毛泽东借来时，双方约定一个月归还。谁也没想到，一册法帖，竟让两位熟人之间发生了一段颇有意味的小插曲。

毛泽东与书法结缘很早。少年在湖南读书时，他便重视临帖和揣摩字形。1913年前后，他在求学期间留下的读书笔记中，有手抄《离骚》《九歌》的内容，字迹工整，笔力沉着。那时的练字并不只是为了好看，而是借此训练耐性、记忆和文章功夫。

他后来偏爱草书，曾临习王羲之《十七帖》，也研读魏碑、晋唐小楷。革命环境艰苦，毛笔却没有离开他的工作。起草文件、批阅材料、书写讲话提纲，很多时候都用毛笔完成。写字对他而言，既是习惯，也是紧张工作中的片刻调节。

在中央苏区，毛泽东曾让部队在缴获和收集物资时留意书籍、报纸与字帖。书籍帮助了解历史和社会，报纸用于掌握局势，字帖则供自己研读。长征途中经过娄山关，他看到石碑上的“娄山关”三个字，曾驻足观察笔势，还感叹不知书写者为何人。

延安时期，条件依旧简朴。当地群众知道毛泽东喜欢写字，特意找来一块旧砖，磨制成砚台送给他。砚台粗陋，却一直被珍惜。毛泽东用它研墨，书写过不少重要文字。转战陕北时，这方土砚遗失，成为身边人记忆中的一件小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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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国成立后，工作更加繁重，但毛泽东阅读法帖的兴趣反而更稳定。他让工作人员购买旧书和碑帖，也请人从有关收藏机构借阅资料。王羲之、王献之以及孙过庭、怀素等人的作品，常被他反复翻看。对毛泽东来说，临帖不是机械模仿，而是观察结构、节奏和气势。

这份爱好，也把他和黄炎培联系得更紧。1945年7月，黄炎培等民主人士到达延安。毛泽东在机场迎接时，认出了这位多年未见的老朋友。两人早在1920年上海举行的欢迎杜威活动中见过，只是黄炎培没有想到，台下的青年毛泽东竟一直记得那次相遇。

延安交谈中，黄炎培提出了著名的“周期率”问题。他说，一个政权、团体或个人，往往兴起迅速，衰败也突然，希望共产党找到避免这种循环的道路。毛泽东回答，已经找到一条新路，这段对话后来成为两人交往中最受关注的内容之一。

黄炎培性格直率，遇到事情愿意说真话。新中国成立后，他与毛泽东保持书信往来，既谈国家事务，也交流诗词书法。毛泽东曾将自己填写的《浪淘沙·北戴河》《水调歌头·游泳》抄写相赠。黄炎培十分珍视这些墨迹，也把自己的诗集送给毛泽东。

有意思的是，黄炎培的直率在借帖一事上再次显露出来。毛泽东听说他收藏有王羲之法帖，便托人提出借阅，约定期限为一个月。帖本送到后，毛泽东看得极为投入，常常一有空便翻阅，遇到喜爱的笔画，还要停下来揣摩运笔方向。

法帖是家藏之物，黄炎培自然十分挂念。据相关回忆，他曾多次打电话询问。一次，电话接到毛泽东那里，黄炎培问起归还时间。毛泽东带着几分玩笑说：“不是说好一个月吗？”语气并非责怪，更像老朋友之间的打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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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近期限时，警卫员又来报告黄炎培询问法帖的事。毛泽东听后说：“你怎么也逼债？还差七天呢！”警卫员解释，对方只是想知道主席是否看完。毛泽东随即缓和下来，表示既然说定一个月，就应当按约归还，不能失信。

一个月期满，黄炎培反而表示，若还想继续研究，多留几天也无妨。毛泽东没有接受这份好意，只说：“好借好还，再借不难。”随后，他让人把法帖用木板夹好，仔细封护，尽快送还黄炎培。

这件小事没有宏大场面，却能看出毛泽东性格中的两面：见到珍爱之物，便沉浸其中；涉及约定，又格外守信。黄炎培则把珍藏看得很重，却没有因身份差异而失去直率。两人的交往，正是在这种能谈大事、也能为一册法帖互相打趣的细节中，显出真实的分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