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丨陆弃
10月17日，韩国外交部发言人发表谈话，对日本政府高层向靖国神社供奉祭品及政客前往参拜表示“深切失望和遗憾”，并敦促日本政府正视历史，以实际行动展现反省。同一天，日本首相高市早苗以“内阁总理大臣”名义向靖国神社供奉名为“真榊”的祭品，经济财政政策担当大臣城内实则前往参拜，日本国会两院议长等政界人士也向神社供奉祭品。随着靖国神社秋季大祭举行，日韩之间围绕历史认识的争议再次浮现。这场外交风波看似由一次祭祀活动引发，实际触及的却是一个长期存在的问题：当日本希望与邻国发展面向未来的关系时，为什么有关战争历史的争议仍会反复成为外交关系的障碍？
靖国神社争议的特殊性，在于它并非一般意义上的宗教活动。神社供奉着日本在历次战争中阵亡者的牌位，其中包括1948年被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判决有罪的14名甲级战犯。东条英机等人所代表的，是日本军国主义在侵略战争中的决策与责任。对于曾遭受日本殖民统治和侵略的韩国、中国及其他亚洲国家而言，日本政要参拜靖国神社，或者以政府首脑名义向其供奉祭品，很难被单纯理解为悼念死者的私人行为。尤其当相关活动以正式职务名义进行时，其政治象征便会超出个人信仰范畴，成为外界判断日本如何理解自身战争历史的重要依据。
韩国的反应，正是建立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之上。日本自1910年至1945年对朝鲜半岛实施殖民统治，这段经历不仅涉及政治主权的丧失，也包括文化压制、劳工动员和战争时期的强制动员等复杂问题。战后日韩关系虽然逐步建立起外交与经济合作机制，但历史责任问题始终没有完全退出两国政治议程。对韩国社会而言，历史反省不仅关乎过去的受害经历，也关系到日本今天如何理解侵略战争、如何对待受害者，以及如何向下一代传递战争记忆。因此，韩国政府所说的“深切失望和遗憾”，并非只是针对某位政客的单次行动，而是对日本政治人物如何使用历史象征的一种持续性警告。
高市早苗此次以首相名义供奉祭品，尤其容易引发这种解读。参拜者可以强调个人信仰、悼念阵亡者或纪念战争死者，但当政府首脑以正式职务名义向靖国神社供奉祭品时，私人信仰与公共权力之间的界线便变得更加敏感。首相的一举一动都具有超出个人意愿的政治含义，既会影响日本国内的历史讨论，也会被邻国视为日本政府态度的某种表达。即便日方强调相关行为不代表否定战后和平路线，也很难要求曾遭受侵略的国家完全忽略其象征意义。
问题还在于，日本国内对于靖国神社的理解并不一致。部分政治人物将参拜视为悼念战死者、表达对国家历史的态度，另一些日本民众及和平团体则担忧，这类行为可能模糊侵略战争的责任，削弱战后日本对和平与国际合作所作出的承诺。日本社会内部存在这样的分歧，说明靖国神社争议并不能简单归结为日本与邻国之间的外交矛盾，它同样反映了日本国内对战争记忆、国家认同和战后秩序的不同理解。真正困难的地方在于，纪念死者并不必然意味着美化战争，但如果纪念方式回避侵略责任，或者让战争加害者与受害者之间的历史差异变得模糊，就很容易重新触发邻国的警惕。
这也是为什么靖国神社问题会对日韩关系产生超出事件本身的影响。近年来，日韩在安全合作、供应链、科技产业和应对地区局势等方面存在现实的共同利益。朝鲜半岛安全形势复杂，中美战略竞争持续影响东亚地区，各方都需要在安全与经济问题上保持一定程度的协调。韩国与日本如果能够维持稳定的合作关系，便更有条件应对共同面对的挑战。然而，安全合作并不能自动消除历史问题。如果双方在现实利益上不断靠近，却在历史认识上反复发生争执，双边关系就可能陷入一种脆弱状态：政府之间可以签署协议、举行会谈，但国内社会的信任未必同步恢复。
对于日本政府而言，如何处理历史问题，也涉及其在亚洲争取长期信任的能力。日本是重要的经济体，在地区贸易、技术发展和国际安全事务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其战后和平发展同样是东亚秩序的重要组成部分。但经济实力与外交影响力并不能取代历史责任。一个国家能否获得邻国的持久信任，不仅取决于今天提供了多少经济合作机会，也取决于它是否愿意正视过去造成的伤害。倘若日本希望在地区安全事务中发挥更大作用，就需要认识到，历史反省并不是与现实外交相互冲突的负担，而是建立稳定关系的必要条件之一。
韩国的立场也面临现实考验。对于韩国政府来说，维护历史记忆、回应国内社会的期待，与保持对日合作之间存在需要谨慎处理的关系。若将每次历史争议都推向全面外交对抗，可能压缩双方在安全与经济问题上的合作空间；但若为了维持合作而淡化历史问题，又可能损害政府在国内的公信力，并让长期存在的分歧继续积累。更可行的路径，是在坚持历史原则的同时，将争议转化为明确的外交要求，例如要求日方说明相关行为的政治含义、重申对侵略历史的反省，并通过持续的教育、纪念与交流减少社会认知上的隔阂。真正的互信并不意味着不再出现分歧，而是双方能够在发生分歧时，以清晰的原则和可信的行动维持关系。
10月17日的靖国神社风波再次表明，东亚国家之间的历史问题并未随着时间推移而自然消失。时间能够改变国际格局，却无法自动消除历史记忆；经济合作能够带来共同利益，也无法替代对战争责任的认真面对。日韩关系需要面向未来，但未来并不意味着绕过过去，更不意味着要求受害者停止追问。
对于日本而言，真正体现历史反省的，不只是外交场合的表态，而是能否在涉及战争记忆的具体行动中展现一致性。对于韩国而言，维护历史原则也需要与现实合作形成可持续的平衡。两国能否建立更稳定的关系，最终取决于双方是否理解：历史不是用来反复制造对立的工具，却也不能被当作可以随时搁置的旧账。只有当对过去的认识能够转化为今天的政治责任，所谓面向未来的日韩关系才可能拥有真正坚实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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