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笔发生在几十年前的战机交易，放到今天看仍然很有意思：索马里曾经从中国采购歼-6系列战机，合同金额达到数千万美元，部分货款完成支付，剩余款项却迟迟没有结清。中方后来多次派出工作组了解情况，并尝试通过新的合作方式解决旧账。事情拖到索马里国内局势剧烈变化后，这笔债务的处理难度进一步增加。
1977年，索马里与埃塞俄比亚爆发欧加登战争。战争过程中，索马里原先依赖的苏联武器供应关系发生变化，军事装备补充出现困难。
对于一个已经大量装备苏式武器的国家来说，突然寻找新的供应渠道，并不是简单买几架飞机的问题，还涉及弹药、零部件、维修和人员训练等一整套保障体系。
当时中国制造的歼-6具有一个明显优势，那就是技术体系与米格-19有直接关系，而米格系列装备在许多国家都有使用基础。
对于索马里来说，这类飞机并不完全陌生。同时，中国愿意按照当时的国际军贸方式提供装备和配套服务，价格也相对具有竞争力。
双方随后达成军贸合作。关于具体型号和合同细节，不同公开资料存在差异，但较多资料指向索马里采购总数约26架相关战机，合同金额约3310万美元。部分资料把其中一些飞机列为歼教-6和歼-5，而网络文章又常常直接统称为歼-6，因此在引用数字时不能把不同型号混为一谈。
付款并不是一次性完成，索马里先支付了约1600万美元，剩余部分采用分期方式解决。对于当时的中国来说，这已经是一笔相当可观的外汇收入。
问题在于，索马里的经济基础本身比较薄弱，战争又持续消耗财政资源，军费、进口和外债同时增加，后续支付能力很快受到影响。
随着时间推移，原定的付款安排没有按照计划执行。索马里方面不断提出延期，中方则通过外交和经贸渠道进行催收。相关资料把这一阶段概括为中方先后七次派工作组前往索马里了解情况。每一次核查，都与当地财政状况、经济条件以及偿债能力密切相关。
到了1988年前后，索马里又支付了一笔约300万美元的款项。此后，问题逐渐从普通商业欠款演变成了长期历史遗留债务。
中方之所以多次追讨，是因为这不是一笔可以轻易忽略的小额账目。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中国外汇收入和海外军贸规模都远不能与今天相比。数千万美元级别的军贸合同，对出口方的生产、结算和后续合作都有现实意义。
欧加登战争结束以后，经济恢复十分缓慢，索马里财政收入有限，外汇来源也不足。一个国家如果连基本进口和政府运转都需要依靠外部援助，那么继续承担大型军事装备尾款，自然会变得十分困难。
因此，中方后来并没有只盯着现金支付这一条路，而是尝试寻找其他解决办法。
索马里拥有较长的海岸线和丰富的渔业资源，双方曾考虑以渔业合作方式处理部分历史债务。这个方案的逻辑并不复杂：既然现金不足，就利用能够产生经济收益的资源逐步抵偿。
但这种方式本身效率有限。捕鱼所得需要扣除船舶、燃油、人员、运输等成本，而且当时对相关捕捞规模也存在限制。即便能够持续开展，产生的收益与剩余债务之间仍然存在较大差距，因此它并不是一个能够迅速解决问题的方案。
事情偏偏又遇到了更大的变量。
1991年，索马里中央政府垮台，此后国家长期陷入武装冲突和政治碎片化状态。
原本需要国家机构持续执行的债务协议、渔业许可以及商业合作，都受到严重影响。债务问题也就从“有没有能力偿还”，进一步变成了“谁能够代表国家持续履行协议”的问题。
索马里内战以后，沿海地区的安全形势恶化，非法武装活动和海盗问题逐渐严重。外国渔船和商业船只进入相关海域，需要面对越来越高的安全成本。此前设想的渔业抵债模式失去了稳定运行的条件，这也使那笔历史欠款更加难以通过资源合作方式解决。
军火交易和普通商品贸易不同，一旦装备交付，出口方往往还要承担维修、备件和技术支持等长期成本。如果购买方财政状况恶化，出口方不仅可能收不到尾款，后续保障也可能受到影响。
到了21世纪，索马里国家重建逐步推进，但经济基础依然比较薄弱。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资料显示，索马里在2023年完成重债穷国倡议的完成点，获得大规模债务减免，此后继续推进财政和债务管理改革。
2025年的相关评估仍然显示，索马里公共债务和外部融资能力存在较大压力。
从歼-6本身来看，这款飞机的历史价值已经远远超过当年的一笔军贸订单。它曾经出口到多个国家，是中国航空工业进入国际市场的重要产品之一。
索马里的这次经历，则从另一个角度说明，一套成熟的军贸体系不能只有制造能力，还需要合同保障、付款担保、风险评估以及售后体系共同支撑。
早期军贸最容易看到的是飞机卖出去以后能够获得多少外汇，真正困难的部分却在合同签订之前：买方到底有没有长期支付能力，国家政局是否稳定，外汇来源是否可靠，发生战争或政权更迭后债务能否得到承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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