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田家英曾在一次谈话中提到，想托人去延安寻找当年送出的孩子。这个念头刚露出来，妻子董边便劝住了他。她没有争辩，只提醒了一件事：当年已经写下字据，孩子交给别人抚养，不能轻易反悔。
一张字据，牵出了延安岁月里一段沉重往事。那不是普通意义上的家庭安排，而是战争环境下，一对年轻夫妻面对工作、生活和孩子时，被迫作出的选择。
1944年，董边在延安怀上了第一个孩子。那时的延安并不真正安稳，周围仍有敌情，干部随时可能转移。夫妻二人都承担着紧张的工作，身边没有专门照料孩子的人，也没有成熟的托幼条件。
得知怀孕后，董边一度想终止妊娠。她到中央医院询问，医生考虑到当时的医疗条件，提醒她，一旦处理不当，今后可能难以再怀孕。听到这番话，她只好放弃，却仍然不愿接受即将成为母亲的现实。
她甚至试过让自己自然流产，但几番折腾，孩子还是保住了。到了临产时，董边已经想清楚：孩子出生后，交给乡亲抚养，夫妻俩继续投入工作。
那年住院并不方便。董边工作的地方离医院有十多里，田家英只能找乡亲借来一头骡子，把妻子送过去。路途颠簸，医疗条件也有限，董边住院约一个月，才终于生下一名男婴。
住院期间，田家英抽空来看过几次，还带来一本苏联小说《青年近卫军》，让妻子消磨时间。病房里，董边认识了吴桂花。吴桂花是枣园后沟西沟村村长的妻子，性格爽朗，可她此前生下的两个孩子都没能活下来。
当时吴桂花正怀着第三胎，心里一直忐忑。董边见她忧虑，便安慰道：“要是孩子没保住，我的孩子就给你养。”这句话起初被吴桂花当成宽慰，可董边后来又说了几次，态度始终认真，她才意识到对方并非随口一提。
吴桂花没有马上答应，而是等丈夫到医院后再商量。她的丈夫是个朴实的庄稼汉，听说这件事后，特意把董边叫到一旁询问：“孩子送给我们，以后你们要是再来要，怎么办？”
董边解释，夫妻二人没有人帮忙照看孩子，若自己回家带孩子，工作便无法继续。她说：“国家还在打仗，工作不能停。”吴桂花的丈夫听完，仍觉得口头承诺不够，于是提出写一张字据。
字据内容很简单，大意是董边愿意把孩子交给吴桂花夫妇抚养。纸上的话不长，却把一位母亲的决定固定了下来。对方拿到字据后，才放下心来。
遗憾的是，吴桂花后来生下的仍是死胎。轮到董边临产时，夫妻俩比她本人还要焦急。董边是头胎，骨盆又小，接生条件有限，整整熬了三天三夜，才生下一个男孩。
孩子出生后，吴桂花夫妇很快把他抱走。董边身体虚弱，过了约七天才恢复些力气，随后去看孩子。孩子白白胖胖，十分健壮。母亲舍不得，可那张字据和此前的约定，都摆在面前。
田家英看过孩子后，对妻子说：“这孩子长得真像我。”董边没有接这份欣喜，只提醒丈夫：“已经答应给人家了，字据也立下了。”
吴桂花夫妇出院那天，董边送到医院门口，又看了一眼孩子。那次分别之后，她再也没有亲眼见过这个孩子。后来，关于孩子的消息断断续续传来，有人说孩子长得很好，也有人说孩子已经夭折。
董边始终不相信后一个说法。她猜想，吴桂花夫妇或许担心孩子被要回，才故意放出消息，让他们彻底死心。田家英同样没有忘记这个孩子，只是多年过去，寻找和认领之间，还隔着一纸当年亲手写下的承诺。
建国以后，生活环境已经改变，田家英重新生出寻找孩子的念头，甚至向彭德怀提起过。董边得知后拦住丈夫，理由依旧明确：当年是自愿送养，也留下了字据，不能因为后来条件改变，就把承诺当作没有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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