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次走进遵义市博物馆，看见那顶凤冠的复制品，我心里都咯噔一下。东西做得极好，灯光一打，金的红的蓝的，光彩夺目。可你知道它不是真的，知道真的那顶在贵阳，在贵州省博物馆的展柜里，常被当作镇馆之宝来讲。
遵义人看它，心情复杂。不是说省博不该展，也不是说遵义小气，就是那种感觉——这东西是从高坪地瓜堡的土里出来的，是从咱遵义杨氏土司墓里出来的，怎么转了一圈，最后成了省城展柜里压场子的宝贝，遵义这边只剩个复制品。您说这事儿，搁谁心里不犯点嘀咕。
可这事儿要真从头说，还真不是一句“省里拿走了”能说完的。
1953年，高坪区公所修粮食仓库，在五室墓取石料作基石，把墓给掘开了。随葬器物一出土，当地村民一拥而上，第一批抢走的甚至送到银行去兑换，第二批才被区公所追回大部分。追回来的东西多已零乱散碎，先暂存在遵义市图书馆，后来才移交给正在筹备中的贵州省博物馆。
您琢磨琢磨，那会儿遵义市级文博机构还不健全，没有今天这个遵义市博物馆的摊子，文物追回来总得有个地方放，有个机构接。省博物馆正在筹备，接了这个盘，是当时行政归口和文物统筹的自然路径。不是遵义不想要，是历史阶段里省博物馆先伸了手。
次年7月，贵州省博物馆派罗会仁等去实地调查，留下卡片记录，说五座墓距离很近、规模相当、形制相同，后来才以“五室墓”称之。
1954年卡片里还画了简单示意图，判断1号、3号可能是女墓，4号可能是男墓，2号、5号可能是空墓。可后来一看器物，凤冠两顶、玉带一条、水晶带一条、耳环也该是两对，手镯三对、戒指三只，明摆着不是一座普通男女合葬墓能打发的，至少分属几个墓室、几位女性。
2018年贵州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又重新清理，确认这五个墓室规模不等、间距不等，是先后分次营建的，不是同一座墓的五个墓室，而应是五座墓。4号、5号早于1、2、3号；4号墓有腰坑，已被盗，残一枚弘治通宝，这钱始铸于弘治十六年，也就是1503年，所以这五座墓均应建于1503年之后。4号墓规格明显小于5号墓，出土装饰也相对简单，有仰覆莲花头银胎包金簪一支、花头簪四支，像一副髹髻插戴，村民就把它说成“男墓”了。可您看那簪子、玉分心、掩鬓残件，还是女式头面。所以这五座墓，大概率全是女性墓，墓主是播州杨氏土司的夫人、小夫人，甚至不排除有仕女、女儿随葬。
墓主里可能性最大的，根据史料推断是第24世土司杨纲夫人。
杨纲这人有点意思，他是因为杨炯早夭，正统六年意外袭职，卒于正统十四年，在位八年，卒年47岁。杨纲墓是双室墓，与正室夫人俞氏合葬。那五室墓若确为杨纲夫人，就只能是正妻之外的小夫人一类。
杨纲袭职后有过“疯狂”纳妾的过程，宣德、正统年间还买到士民吴庆、长寿、黄保等阉割为火者在家使唤。这话听着不厚道，但放在土司家族里，能看出他意外袭职后的心态。五室墓位于地瓜堡杨氏土司墓地，与15世杨文、24世杨纲共处同一墓园，按播州杨氏祔祖而葬的位次，晚于杨纲的土司夫人尽可排除，杨炯早夭不会有更多夫人，杨升墓又远，所以推到杨纲夫人身上最顺。当然，破坏太彻底，没留文字，不能钉死。
凤冠本身也值得多说一句。
五室墓出的两顶，一顶金镶宝三龙五凤冠，一顶金镶宝玉凤冠，主要工艺一是錾刻镂花，一是累丝，都嵌宝石。它们跟明代皇后画像冠、定陵凤冠明显不是一个路数，冠胎用银锤镶，插管焊得规规矩矩，凤是凤不是翟，五凤三龙、博鬓三对六扇，按明制土司夫人这个级别是有僭越之嫌的。
可土司制度特殊就特殊在这儿，边地藩屏，山高皇帝远，器物上就露出来了。因此可以判断，这冠不大可能来自宫廷赏赐，没有银作局铭文，也不见于朝廷赐冠记载，系播州杨氏自己做、结婚时所用的可能性更大。
后来另一项研究拿杨氏墓里另一顶七凤三龙冠上脱落的一颗蓝宝石做检测，微量元素低铁、低镓/镁比，包裹体是短针状定向金红石，指向变质成因，最可能来自缅甸抹谷，经明代“宝井线”贸易进来，再被杨氏买下镶上去。所以一顶冠背后不光是女人爱美，还是条贸易线。
所以再回到遵义市博物馆那顶复制品，我心里那点别扭，慢慢也就平了。真品在省博，有它的修复、研究、展陈条件，当年遵义市一级确实接不住这么零散又金贵的东西。省博新馆展陈之需，还把其中两件金凤冠交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保护修复和组装，做工艺研究。这些东西要是留在遵义，未必能修得那么规矩、展得那么讲究。可话说回来，遵义人心里有根，地瓜堡的土、高坪的墓、杨氏土司的家事，都还在那儿。凤冠在省博亮着，故事却一直没离开遵义。复制品也有复制品的好处，至少让本地人知道，这东西不是天上掉下来的，是从咱脚底下这片土里出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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