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伯烧秸秆被罚了三百块，全村人都知道了。

那天下午镇上的巡逻车开到地头，大伯正蹲在田埂上抽烟，火苗子刚蹿起来没多高，人家就拿手机拍了个正着。两个穿制服的下来，一个开单子一个讲政策，大伯全程没犟嘴，烟掐了，脚底下的土踩了又踩，最后问了一句：“交哪儿？”

“去镇上农商行柜台，报单号就行。”

大伯拍拍屁股上的土，骑上他那辆电动三轮就往镇上去了。路上碰见收粮食的老赵，老赵喊他：“干啥去？”大伯嗓门比喇叭还响：“交罚款去！烧秸秆罚了三百，我头一个交！”

老赵后来在村口小卖部跟人说，从没见过被罚了钱还这么乐呵的。

大伯交完钱回来，把收据往堂屋桌子上一拍，跟我大娘说：“三百块，值。”大娘气得晚饭没做，大伯自己下了碗面条，呼噜呼噜吃完，抹抹嘴：“你懂啥。”

第二天一早，大伯把地里剩下的秸秆全拉出来了。一车一车往村口运，堆在村口那棵老槐树底下，码得整整齐齐，方方正正，跟砌墙似的。路过的都问：“老李，你这是干啥？还想再罚三百？”

大伯不搭话，从家里拎了壶茶，拿了个马扎，往树底下一坐，谁来问就递根烟。到了中午，村口堆的秸秆已经有半人高了，大伯还在拉。

村长坐不住了，跑过来：“老李，你昨天刚罚完，今天又作啥妖？你要再点一把火，我可保不了你。”

大伯拧开茶壶盖，吹了吹浮沫：“谁说我点了？我晾晾不行？”

“你晾村口来干啥？”

“村口人多，我问问谁家要。”

村长愣了。

大伯掰着手指头算：“这一亩地秸秆，我拉回去烧火做饭，一年都烧不完。现在不让烧了，我搁地里烂又烂不透，翻耕还费劲。昨天那三百块我想明白了，我交的是学费。”

“啥学费？”

“镇上不是有个生物质发电厂收秸秆吗？我打听了，一吨给八十，还管拉走。我一亩地能出小一吨，五亩地就是四百块。昨天罚我三百，我今天卖四百，等于我还挣了一百，顺带把地清了。”

村长张了张嘴，没接上话。

下午果然来了辆蓝色大卡车，下来两个穿反光背心的，拿仪器测了测湿度，说行，装车。大伯站树底下指挥，哪堆先装哪堆后装，码得那叫一个利索。装完一过磅，五亩多地出了五吨多，当场点钞票，四百三。

围观的村民眼珠子都快掉出来了。

隔壁王婶第一个跑回家，把她家地头的秸秆也往村口拉。接着是老赵，再接着是村东头的老刘家。到第三天，村口老槐树底下跟赶集似的，全是拉秸秆的三轮车。大伯干脆搬了张桌子放树底下，拿个本子登记，谁家多少亩、大概多少吨，他帮着联系电厂来拉。

有人问他：“老李，你图啥？又不多给你钱。”

大伯把本子一合：“我图明年没人再因为烧秸秆挨罚。三百块不多，但搁谁身上不闹心？我昨天交那三百，买的不光是我自个儿的明白，我寻思着也让大伙儿都明白明白。”

到了月底，全镇秸秆禁烧通报下来，我们村零火点。镇里给大伯发了个“秸秆综合利用带头人”的牌子，塑料的，红底黄字，大伯挂堂屋墙上了，跟那张三百块的罚款收据并排贴着。

我上周末回去，大伯正蹲门口择韭菜。我逗他：“大伯，那牌子值三百不？”

他头都没抬：“值。明年开春我还打算弄个粉碎机，跟电厂签个长期合同，全村秸秆统一收统一送。到时候你回来给我搭把手。”

大娘从厨房探出头来，手里还攥着锅铲：“你大伯这辈子就这点好，吃亏吃在明面上，占便宜也占在明面上。”

大伯嘿嘿一乐，把择好的韭菜往盆里一扔：“那叫啥来着——吃一堑长一智，我这是吃了三百长了三百。”

太阳落山，村口老槐树底下空荡荡的，一捆秸秆都没剩。大伯的马扎还搁在那儿，茶壶嘴冒着热气，跟等人似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