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2年1月10日下午，北京八宝山烈士公墓，陈毅元帅的追悼会正在举行。会场外寒气逼人，礼堂内气氛沉重。临近仪式开始时，毛泽东突然赶到，身上还穿着睡衣，外面只披了一件大衣。

这不是一次普通的临时到场。陈毅去世后，追悼会原定由军委组织，参加人数也受到限制。毛泽东的出现，使会议规格随之改变，周恩来改为致悼词，许多原本无法入场的人也得以参加。

毛泽东先到休息室看望张茜和陈毅的子女。他握着张茜的手说：“我也来悼念陈毅同志嘛！”随后，他又逐一同陈毅的孩子握手。那时的毛泽东年近八十，身体状况并不好，双脚浮肿，行动需要工作人员搀扶。

走进会场后，毛泽东臂缠黑纱，站在陈毅遗像和骨灰盒前，深深鞠了三躬。周恩来宣读悼词时，几度哽咽。悼词原本受到字数限制，周恩来却反复斟酌，许多话想说而不能尽说。

毛泽东还专门对悼词中的评价作过批示，认为功过评论不宜在追悼会上展开。对一位长期并肩作战的老战友，沉默本身，反而显出分量。

鲜为人知的是，这场追悼会背后，还牵连着陈毅晚年一段颇为艰难的经历。1966年以后，陈毅仍在外交岗位上工作。他知道形势复杂，却没有选择完全沉默。有同志劝他少说几句，他回答：“见到问题不讲，这不是共产党员的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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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句话并非一时冲动。陈毅担任过上海市长、外交部长，是军政兼长的老干部，对外交工作的秩序尤其看重。即便受到批评和冲击，他仍设法维持部门运转。1967年8月，外交部局势紧张，周恩来在连续工作很久后赶到现场，明确表示，谁要阻拦陈毅，就要先从自己身上踏过去。

不过，个人的坚持很难抵挡复杂局势。1969年10月，陈毅被安排离开北京，前往石家庄。他已经年近七旬，却仍被安排到工厂参加劳动，每周工作数日，闲暇时便与张茜一起学习马列著作和《毛泽东选集》。

身体的异常从1970年夏天开始明显起来。腹痛、腹泻反复出现，疼痛难忍时，只能服用几片止痛药应付。陈毅和徐向前等人曾提出回北京检查，却没有得到及时安排。张茜见丈夫病情加重，只得给周恩来写信求助。

周恩来得知情况后作了批示，陈毅于1970年10月21日回到北京。然而，回京并不等于能够顺利诊治。医院方面受到压力，对外只说没有床位，后来虽安排住院，检查也长期停留在一般体检和调治高血压层面。

陈毅在医院住了56天，病历中缺少针对腹痛、腹泻的系统会诊记录。出院后仅20天，他病情突然恶化，被诊断为急性阑尾炎。1971年1月26日手术时，医生打开腹腔才发现，真正的病因是结肠癌，而且癌细胞已经转移至肝脏。

手术准备原本针对阑尾炎，发现病情后只能临时改变方案，整个过程持续五个多小时。此时再进行治疗，已经错过了最佳时机。周恩来多方设法寻医，陈毅后来转入北京日坛医院接受手术，但病情仍不断恶化。

1971年夏天，陈毅一度前往北戴河休养，并在那里度过七十岁生日。9月13日林彪事件发生后，政治环境出现变化，可陈毅的身体已经难以恢复。病痛反复折磨着这位老帅，治疗只能延缓恶化，无法扭转结局。

1972年1月4日，陈毅在昏迷与清醒之间短暂恢复意识。张茜和孩子守在床边，女儿姗姗俯身听见父亲微弱地说：“一直向前，战胜敌人。”两天后，即1月6日深夜11时55分，陈毅在北京逝世，终年70岁。

1月10日追悼会结束时，毛泽东走出礼堂，上车一度十分困难。工作人员搀扶了几次，他才坐进汽车。那一天，他以近乎仓促的方式赶来，只为向这位相识数十年的战友行礼。这也是毛泽东生前最后一次参加追悼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