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作声明：本文为虚构创作，请勿与现实关联
二〇一四年，年薪八十万的蒋怀远，辞了省城设计院的职务，卷着铺盖回了山沟里的老家。
他不买房，不创业，每天扛着锄头守着一栋快塌的老屋。亲戚朋友轮番上门劝他，弟弟当面骂他是个疯子。
十年后，全村人排着队去他家门口，没有一个人敢大声说话……
我叫蒋怀安，今年四十岁，是蒋怀远的亲弟弟。
我们老家在青岭山深处的一个小村子，叫蒋家坳。三面环山，一条溪水从村口穿过，一到夏天，蛙声能把人吵醒。村里不到八十户人家，大半都是姓蒋的。
我哥比我大六岁。
小时候，我最怕两个人：一个是我爸，一个是我哥。
我爸是木匠，脾气硬，手上的活儿好，一张嘴却从不夸人。我哥读书好，是蒋家坳几十年来第一个考上重点大学的孩子。录取通知书到村那天，我爸杀了一只鸡，请全村人吃饭。他喝多了，拉着我哥的手，说了一句我一辈子都忘不了的话：“怀远，你给咱蒋家坳争了口气。”
我哥当时红着脸，一个字也没说。
他读的是建筑，毕业后进了省城的设计院，一干就是十二年。
那十二年，是我们全家最风光的十二年。
我哥每年过年回来，穿的是呢子大衣，开的是黑色轿车。他往堂屋里一坐，亲戚们挤得满满当当，端茶的端茶，递烟的递烟，一口一个“怀远哥”，一口一个“蒋工”。
我爸坐在上首，端着茶杯，嘴角抿着，眼睛里全是光。
我那时候在镇上的修理铺打工，一个月挣一千八。每次看着我哥被人围着，心里说不出是骄傲，还是别的什么。
二〇一〇年，我哥结婚，娶了设计院的同事，叫施婉清，是个文静的城里姑娘。第二年，生了个女儿，叫蒋念。
一家三口，在省城买了房，一百一十平，月供六千。
我妈逢人就说：“我家怀远，在城里扎根了。”
可就是这个“扎根了”的人，在二〇一四年的秋天，突然回来了。
那是十月的一个傍晚，天阴着，下着毛毛雨。
我正在修理铺里给一辆摩托车换链条，一抬头，看见门口站着一个人。
我愣了足足五秒，才认出来。
是我哥。
他只带了一只背包，一把黑伞，裤腿上溅满了泥。
“哥？你怎么……”
“辞职了。”他笑了笑，笑得很平淡，“回来了。”
我手里的扳手“当啷”一声掉在地上。
“你说什么？”
“我说，我把工作辞了。”
“你疯了？！”
我从修理铺里冲出去，一把抓住他的胳膊：“你是不是被人坑了？还是犯了什么事？你告诉我，我陪你去处理！”
“没有。”他拍拍我的手，“什么事都没有。”
“那你为什么辞职？”
他看着远处被雨雾笼罩的山，沉默了很久，才说：
“怀安，我想回家守着老屋。”
我整个人愣在了原地。
老屋，是我们家祖上留下来的一栋土木结构的老房子，三间正房，两间厢房，一个天井。房梁是我爷爷的爷爷那辈人砍的，楠木的，屋顶盖着青瓦，墙是夯土的。
我爸前年走了以后，这房子就空了下来。
屋顶漏雨，墙皮剥落，天井里长了半人高的草。村里人路过，都摇头：“这房子，迟早塌。”
我妈早就搬到了镇上，跟我一起住。
我哥要回去守的，就是这么一栋破房子。
那天晚上，我们全家人聚在镇上的小屋里，开了一场谁也不愿意回忆的“家庭会议”。
我妈哭了，哭得直拍桌子：“你好好的工作不要，你回来干什么？你对得起你爸吗？你爸供你读书，不是让你回来种地的！”
我哥低着头，不说话。
我嫂子施婉清，也从省城赶来了。她站在门口，脸色苍白，一句话都没说，一直看着我哥。
我哥抬起头，对她说：“婉清，对不起。”
她摇了摇头：“你先说说，为什么？”
“我现在说，你们也不会信。”
“你说。”
他沉默了很久，终于开口：
“我不能说。再给我十年，十年之后，你们就知道了。”
“十年？”我妈声音都变了，“你让这个家，等你十年？”
“妈，”他抬起头，眼眶红了，“就十年。”
“你……”
我妈气得浑身发抖，一巴掌打在他脸上。
啪的一声，满屋子人都愣住了。
我哥没躲，没吭声，只是慢慢低下头，用手背擦了擦嘴角。
“怀远，”嫂子突然开口，声音很轻，“你是不是……生了什么病？”
“没有。”
“那你是不是欠了钱？”
“没有。”
“那你是不是……有了别人？”
我哥终于抬起头，看着她，一字一句：“婉清，这辈子，我只有你一个。”
屋里安静了很长时间。
嫂子低下头，一滴眼泪落在地板上。
“好，”她说，“我等你十年。”
我妈急了：“婉清，你别犯傻！”
“妈，”嫂子抬头，擦了擦眼泪，“我嫁的人，我信他。”
那一晚，我睡不着，一个人坐在院子里抽烟。
我哥走过来，在我旁边坐下。
“怀安，”他说，“你恨我吗？”
“恨。”我头也不抬。
“为什么？”
“因为你是我哥。”我把烟头摁灭，“你是我们全家的指望。你走了，家里人，怎么办？”
他没有回答，只是望着天上的星星，轻轻叹了口气。
“怀安，你记着，将来不管发生什么，守好咱们这个家。”
我没听懂这句话的意思。
我是很多年以后，才真正明白的。
我哥回村后的第一件事，是修老屋。
他没请工人，也没找施工队，一个人，扛着梯子上了屋顶，一片瓦一片瓦地换。
村里人看了，都在背后议论。
“蒋家的老大，是不是读书读傻了？”
“放着好好的城里人不当，回来修这破房子。”
“这房子修好了，能卖几个钱？”
我听了，心里又气又堵，跟他吵了好几回。
“哥，你到底想干什么？”
“修房子。”
“修好了呢？”
“住进去。”
“住进去？那你的工作呢？嫂子和念念呢？”
他把一片瓦放好，拍了拍手上的灰：“她们过些日子，会来的。”
我气得说不出话来，一脚踢翻了梯子旁边的水桶。
水泼了一地，溅了他一身。
他站在原地，没动，也没生气，只是看着我，慢慢地说：
“怀安，你再给我一点时间。”
那一年冬天，嫂子带着念念，从省城搬回了老家。
她把省城的房子租了出去，把设计院的工作也辞了，在镇上的小学找了份代课的差事，一个月只有八百块。
我妈气得好几天没和她说话。
亲戚们也不理解。
二叔蒋守业，在村里是个有头有脸的人，开了一家小卖部。他专门登门，把我哥叫到堂屋里，当着一屋子人的面，拍着桌子说：
“怀远，你是不是忘了你爸临终前怎么说的？他说，你是咱们蒋家的脸面！你现在回来，守着一栋破房子，你对得起列祖列宗吗？”
我哥低着头，一句话不说。
“你别以为我是在骂你，”二叔的语气软了下来，“二叔是为你好。你今年才三十六，还有大把的时间。你赶紧回去，跟设计院求个情，说不定还能把工作要回来。”
“二叔，”我哥终于开口，“我不回去了。”
“你！”
二叔气得脸色铁青，端起茶杯，狠狠摔在了地上。
“你要是这么不争气，以后别说你是蒋家的人！”
我哥没有回答。他只是慢慢地蹲下身，一片一片，把地上的碎瓷片捡了起来。
他的手被划破了，血滴在地上，红得刺眼。
我站在一边，眼眶一热，转身冲了出去。
我那时候，是真的恨他。
恨他的固执，恨他的沉默，恨他把我们全家人拖进了一个没有答案的泥潭。
接下来的几年，我哥彻底成了村里的“笑话”。
他每天天不亮就起床，扛着锄头去后山。他在老屋后面开了几块荒地，种了些茶树、桑树，还有一些我叫不上名字的药材。
他不买化肥，不打农药，说是要“养土”。
他每个月只往镇上跑一次，买盐、买布、买几本书，其余时间，就守在老屋里，修梁、补墙、翻地、晒种子。
我嫂子在镇上教书，晚上回来，还要帮他整理账本。
他们两个人，一个月的收入加起来，不到一千五。
念念上学要钱，家里买米要钱，我哥的茶苗、桑苗，也要钱。
有一年冬天，我去老屋看他们，发现屋里连一块煤都没有。我嫂子正蹲在灶台前，一根一根地往里塞柴火，被烟熏得直流眼泪。
念念缩在被窝里，脸冻得通红，小手攥着一本课本，一边抖一边念：“床前明月光……”
我站在门口，鼻子一酸。
“哥，”我把兜里仅有的八百块钱掏出来，塞给他，“你别再折腾了，回去吧。”
他没接。
“怀安，”他说，“我真的不缺钱。”
“你……”
“再给我几年。”
我气得把钱摔在地上，扭头就走。
走到村口，我听见身后传来我嫂子的声音：
“怀安！”
我停下来，没回头。
她追上来，站在我身后，轻声说：
“你哥他，不是不爱这个家。”
“那他到底想干什么？”
“我不知道。”嫂子的声音带着哽咽，“可我知道，他是个不会骗人的人。他说他有他的打算，那就一定有。”
“嫂子，”我转过身，“你就不怕吗？”
她看着我，眼眶红红的，笑了笑：
“怕。”
“那你……”
“可我更怕，他一个人。”
我站在冷风里，忽然说不出话来。
时间，一年一年过去。
二〇一七年，我妈病了，是脑梗，半身不遂。我哥把她接到老屋，一勺一勺地喂饭，一遍一遍地擦洗，夜里每隔两个钟头起来翻一次身。
我妈躺在床上，看着他，忽然哭了。
“怀远，妈对不起你。”
“妈，您说什么呢。”
“妈当年，不该打你……”
我哥握着她的手，轻声说：“妈，您没做错。”
“怀远，”我妈的眼泪顺着皱纹往下淌，“你到底，在等什么？”
我哥沉默了一会儿，笑了笑：
“妈，您再等等，快了。”
二〇二〇年，我妈走了。
走得很安详。
出殡那天，村里人都来了。二叔站在灵堂门口，看着披麻戴孝的我哥，欲言又止。
出殡的队伍，从老屋出发，沿着山路，一路往坟地走。
走到半山腰，我哥忽然停下脚步，回头看了一眼那栋老屋。
那栋房子，在他六年的修缮下，已经焕然一新：青瓦整整齐齐，木梁刷了桐油，白墙干干净净，天井里种着一株桂花，正开着满树的金黄。
他看着看着，眼眶红了。
我走过去，扶住他的胳膊。
“哥，”我低声说，“妈走了，你的十年，还剩四年。”
他点了点头：“嗯。”
“你到底，在等什么？”
他转过头，看着我，轻声说：
“怀安，你再等四年，好不好？”
我咬着牙，没有回答。
可我心里清楚，我已经没有那么恨他了。
二〇二四年，是我哥回村的第十年。
那一年的春天，来得特别早。
三月初，村里来了一辆黑色的商务车，停在老屋门口。车上下来四五个人，穿着西装，拎着公文包，有一个还扛着一台测量仪器。
村里人都围了上去，指指点点。
“这是干什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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