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时期的重庆，机关林立，电报往来不断。对蒋介石而言，谁能及时摸清军政动向、把手伸到敌后，谁就更有机会进入决策核心。中统与军统的高下，表面看是两套机构争权，往深处看，争的是战时权力究竟需要什么样的办事方式。
两句话，常被后人用来概括徐恩增与戴笠的差距：“戴笠的手段，我学不来。”这类说法流传很广，但具体说于何时、何地，未必都有可靠史料能够坐实。与其把它当成确凿的现场记录，不如把它看作对两人行事风格差异的一种概括。
中统的前身，可以追溯到国民党党务系统中的调查机构。1938年，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调查统计局正式设立，通常简称中统。它主要依托党务网络，负责党内调查、政治监控等事务。徐恩增长期处在这一系统中，背后有陈果夫、陈立夫等人的政治支持。
军统的来路不同。它脱胎于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的前身机构，1932年设立复兴社特务处时，戴笠已参与其间。抗战爆发后，军事情报、敌后行动和军队系统的联络变得格外重要，军统也随之迅速扩张。需要说明的是，后来所说的“军统”，并非从一开始就以这个正式名称存在。
差别由此显现。
中统植根于党务系统，重视组织关系和内部控制；军统则依托军事系统，活动范围与军队、战区联系更紧。一个擅长盯住党内和政界，一个更容易触及前线、敌后与军事情报。并非谁天然高明，而是战争把需求推向了军统更熟悉的领域。
戴笠的优势，也不只是所谓“狠”。他善于揣摩上意，办事讲究速度，遇到任务时往往先组织力量，再考虑如何向上交代。这样的方式风险很大，却符合蒋介石在战时对迅速掌握消息、直接调动人员的期待。军统能够绕过部分常规层级，与最高决策者保持较紧密的联系，徐恩增很难照搬。
徐恩增并非没有资源。他有党务系统的根基，也有陈氏兄弟的扶持。但中统的权力更多来自既有组织架构，事情需要层层沟通；这种结构平时便于维持控制，战时却容易显得迟缓。说得直白些，规矩能护住机构，也可能拖慢行动。
两人的冲突，后来常被讲成一连串斗法故事，其中不乏传闻和夸饰。比如所谓某年戴笠设局、伪造证据，或徐恩增当面认输的细节，若找不到可靠依据，就不宜当作定论。可以确认的是，两个系统长期存在职权交错与资源竞争，彼此都希望在蒋介石面前证明自己更有用。
这里有个关键：蒋介石并非只看个人好恶。他需要党务系统维持内部控制，也需要军事情报机构服务战时指挥。两个系统相互牵制，未必全是坏事；但当敌后工作、军事情报的重要性上升，军统自然获得更多机会。制度位置决定了竞争的起跑线，战争又把这条差距越拉越大。
戴笠的做法，确实有更强的个人色彩。他重用能办事的人，也擅长建立自己的关系网；这种效率，往往伴随严厉控制和难以约束的权力。军统的扩张并不等于它没有问题，只能说明在那个特定时期，蒋介石更需要一支能迅速执行命令的力量。
抗战胜利后，局面随之变化。战争需求曾经给军统带来优势，权力过度集中却也引来蒋介石的警惕。1946年3月，戴笠因飞机失事身亡，军统随后改组，原有格局不可能原样延续。徐恩增与戴笠的较量，因而不只是性格强弱，更是两套组织逻辑在战时环境中的碰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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