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场讨论并非临时起意。此前一年，关于修改《义勇军进行曲》的声音已经出现。有人认为，“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与新中国成立后的现实不再相称；也有人提出，既然时代已经变化，何不重新创作一首国歌。
争议很快集中到一个问题上：保留聂耳的曲调，重新填词，还是连曲调一起更换？征集工作采取了两路并行的办法，既接受新歌词，也接受全新国歌作品。短短数周，征集小组收到数百份稿件，其中既有原创歌曲，也有依照原曲重新填写的歌词。
经过演奏、筛选和讨论，最终被选中的，是一首沿用原有旋律的新歌词。原因并不复杂。聂耳创作的曲调节奏鲜明，音域适中，既有进行曲的力量，又便于群众学唱。几十年来，它早已不只是舞台上的一首歌曲，而是被无数人唱进了战争、建设和日常生活。
1978年3月，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通过了新的国歌词词。旋律没有改变，歌词却换成了“前进！各民族英雄的人民”“伟大的共产党领导我们继续前进”等内容，结尾指向“共产主义明天”。从文字上看，新歌词更强调建设成就和政治方向，删去了原歌词中关于民族危亡与奋起抗争的表达。
可是，改过之后的国歌并未真正进入群众的声音。许多人在正式场合仍习惯唱旧词，社会上对恢复原歌词的意见也持续出现。作家陈登科多次提出相关建议，反映的并不只是个人偏好，而是群众对原歌词熟悉程度和情感认同的真实情况。
有意思的是，1978年的修改，恰好映照出1949年的那次选择。新中国成立前夕，负责国歌讨论的第六小组收到了大量应征作品，却始终没有找到一首能够兼顾艺术性、传唱度和历史分量的歌曲。马叙伦等人因此提出，继续使用《义勇军进行曲》。
当时，连词作者田汉也认为歌词中的部分内容需要调整。毕竟，人民政权即将建立，再唱“最危险的时候”，在一些人看来似乎显得不合时宜。讨论一度陷入僵局。
周恩来举了法国《马赛曲》的例子：一首歌曲诞生于战争，并不意味着战争结束后便失去意义。毛泽东也表示，新中国虽然成立了，但国家仍处在复杂的国际环境中，独立、发展和巩固政权，都需要继续奋斗。
“旧歌词为什么不能保留？”周恩来的意思很明确，“正因为经历过危险，才更能提醒人们不要忘记来路。”
于是，原歌词被完整保留下来。1949年10月1日，开国大典上，《义勇军进行曲》第一次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的身份奏响。
这首歌的分量，还要从它诞生的年代说起。1935年，电影《风云儿女》上映，田汉作词、聂耳作曲的《义勇军进行曲》随之传遍大江南北。田汉当时因政治原因被捕，歌词据说是在狱中写下，后来通过友人传出；聂耳承担作曲后，又对旋律作了细致处理。
“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的开句，直接而有力。抗日战争期间，学校、工厂、部队和群众团体都在教唱这首歌。它没有艰深辞藻，却把民族危亡、反抗压迫和共同担当凝聚在一起，因而迅速超越了电影本身。
抗战胜利后，这首歌仍被广泛传唱。解放战争时期，在国统区的一些地方，群众以歌声表达不满，国民党当局一度下令禁唱。禁令没有让它消失，反而进一步说明，这首歌已经与民族抗争的历史紧密相连。
1978年新歌词施行后，争议并未平息。直到1982年12月，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通过决议，撤销1978年的相关决定，恢复《义勇军进行曲》原歌词，持续数年的讨论才告结束。
两版国歌的差别，核心就在歌词。1978年版保留旋律，改写内容，突出各民族人民、共产党领导和共产主义目标；恢复后的版本，则重新采用田汉原词，把民族危机意识和奋起抗争的精神完整保留下来。2004年，《义勇军进行曲》被写入宪法，国歌的法律地位由此得到进一步确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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