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9年7月，北京，徐向前审阅红四方面军战史编辑委员会的人员名单时，秘书忽然停了下来，试探着问道：“周纯全担任副主任，是否合适？”这句话落下，屋里的气氛顿时变得谨慎起来。

徐向前抬起头，神情明显严肃了许多。他没有立即看名单，而是反问了一句：“我有那么小心眼吗？”随后，他说明，编写战史不能夹杂个人恩怨，周纯全是红四方面军的重要干部，对那段历史有亲身经历，不能因为旧事便否定其资格。

这不是一句轻描淡写的宽容话。周纯全与徐向前之间，确实隔着一桩极深的个人悲剧。徐向前的妻子程训宣，正是在鄂豫皖革命根据地肃反扩大化的背景下，被关押并遇害，而周纯全当时担任鄂豫皖省苏维埃政府政治保卫局局长。

关于这件事的具体责任，历史材料中有不同表述，但可以确认的是，周纯全身处执行肃反任务的关键岗位，程训宣被捕、审讯和处置，都与这一系统密切相关。她没有按照要求指认徐向前，也没有承认所谓“问题”，最终被秘密杀害。

那是红四方面军发展过程中极为复杂的一段时期。张国焘掌握着根据地和部队的实际权力，对不同意见十分警惕。徐向前虽然担任军事领导职务，却并非所有重大事务都能自行决定。程训宣之死，正发生在这种高压环境中。

周纯全并不是普通执行人员。他早年参加革命，后来在红四方面军中担任重要职务，曾任总政治部副主任、政治委员等职。由于长期负责保卫和政治工作，他既掌握相当权力，也承担着特殊年代留下的沉重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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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向前得知妻子遇害后，内心的痛苦可想而知。红军长征和西路军失利后，他历经辗转回到陕甘宁边区。一次见面时，他直接问周纯全：“程训宣为什么会被杀？”这不是一般的工作询问，而是一个丈夫对旧案的当面追问。

周纯全没有闪躲，也没有把责任完全推给别人。他向徐向前讲述了当时的经过，承认自己参与其中。徐向前听完后，既有愤怒，也看到了周纯全没有隐瞒的态度。两人之间的裂痕并未消失，但事情没有继续扩大。

徐向前后来向身边同志谈过自己的考虑。他认为，周纯全有责任，却不是制造这场悲剧的主谋；在当时的组织关系和权力格局下，周纯全既是执行者，也受制于更高层的命令。若把全部罪责都压在一个具体办事者身上，便无法解释事情真正发生的原因。

还有一点很关键。周纯全没有在徐向前面前编造理由，也没有装作毫不知情。对于一名曾经身居要职的干部来说，这种承认并不能抹掉过错，却使问题有了清楚的边界。徐向前所作的，是把个人仇恨、历史责任和组织处理区分开来。

不过，宽恕并不等于恢复私人关系。徐向前没有再追究周纯全，却也没有与他重新亲近。周纯全此后较长时间主要从事教育、后勤等工作，个人仕途没有继续向前推进。旧案留下的影响，显然没有因为一句“过去了”便完全消失。

有意思的是，真正重新改变周纯全政治和军事处境的，是抗美援朝战争。1951年以后，志愿军后勤保障面临巨大压力，运输线不断遭到破坏，前方部队对粮秣、弹药和医疗物资的需求极为迫切。

周纯全赴朝慰问部队期间，彭德怀发现他熟悉部队，组织能力很强，便将其留在志愿军工作，后来担任志愿军后勤部政治委员。这个任用并非对旧事的否定，而是从战争需要出发，对其工作能力重新作出的判断。

在朝鲜战场，周纯全与洪学智等人配合，参与组织后勤运输和政治工作。铁路、公路反复遭到轰炸，车辆、桥梁和仓库随时可能损失，后勤人员只能在夜间抢运、分散储存、迅速补充。所谓“钢铁运输线”，靠的是无数基层人员在极端条件下维持运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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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段经历也影响了周纯全此后的政治选择。1959年庐山会议期间，他没有跟随对彭德怀的批评潮流，仍坚持不说彭德怀的坏话。多年以前的知遇之情、战场上的共同经历，显然在他心中留下了很深的分量。

因此，1959年徐向前同意周纯全担任红四方面军战史编辑委员会副主任，并非忘记了程训宣，也不是把旧案轻轻带过。主任委员由徐向前担任，王树声、王新亭、周纯全等任副主任，体现的是编史工作对亲历者、不同岗位干部和完整史料的需要。

1985年，周纯全病逝。他生前提出不举行追悼会，不安葬于八宝山，希望将骨灰撒在曾经战斗过的地方。那份名单上的名字，最终留在了红四方面军的战史编纂工作中；而程训宣的名字，也没有从那段艰难历史里被抹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