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6月1日深夜，青岛一处普通民宅内，吴荣森伏在电台旁，耳边不断传来国民党无线电测向车的声响。窗外的搜查正在逼近，他却没有立即收拾离开，而是把一份关系青岛守军撤离时间的重要情报，重新发了出去。
那一刻，电台每多响一秒，危险便增加一分。可如果情报不能送达，解放军对青岛的判断就可能受到影响。吴荣森后来回忆，那次发报和平时完全不同，手上的动作必须快，心里却不能乱。
吴荣森出生于山东安丘，父母都有较深的文化修养。受家庭影响，他年少时喜欢文学，也曾在青岛商业学校读书。抗日战争后期，民族危机一步步逼近，他没有把自己关在书本里，而是选择参加革命工作。
解放战争开始后，吴荣森接受了保密和电讯方面的训练。组织给他的公开身份，是国民党海军接字三十号舰上的秘书。这艘军舰属于日本投降后移交中国的驱潜艇，舰上配有电台，周围接触的人员大多与军事通信有关。
身份有了，机会却未必随之而来。接字三十号舰的电台当时并没有正常启用，吴荣森很难直接接触关键资料。对地下工作者来说，知道一艘军舰的名称远远不够，掌握它使用的呼号、频率和密码，才真正具有价值。
组织经过研究，决定帮助他进入更接近核心的位置。吴荣森通过关系得到国民党军官张镇南的引荐，参加了电台方面的考试。考试合格后，他取得了电讯岗位的资格，但由于编制和职位已经满额，并没有马上被安排到理想位置。
事情不能只等安排。吴荣森便利用日常工作中的接触，主动和军舰上的电讯人员来往。他常到机房附近交谈，看似是在熟悉环境，实际是在观察文件流转、密码领取和人员分工。对于潜伏人员来说，真正有用的线索，往往藏在不起眼的细节里。
有一次，他注意到一份与密码更换有关的文件。国民党海军的通信密码并非长期固定，而是按规定定期更换，旧密码一旦失效，新的密码便要及时领取。密码文件通常受到严格管理，能够接触的人很少，稍有差错，便可能引起怀疑。
当时，庐山号驱潜艇已经可以领取新密码，可负责相关事务的秘书刘国华因为舰长担心泄密，一直没有前去办理。吴荣森与刘国华有远亲关系，便借此展开劝说。他对刘国华说：“文件一旦退回南京，再想取得就难了。”刘国华明白事情的分量，最终同意前往领取。
这份密码资料的取得，成为吴荣森潜伏工作中的关键一环。此后，他逐渐承担起青岛电台方面的组织工作，能够接触到更广泛的通信信息。所谓“拿到全部密码”，并不是一次性获得所有机密，而是在严密制度下，连续掌握国民党海军通信系统中的重要密码和使用规律。
越接近核心，风险越大。青岛解放前夕，国民党方面加强了对地下人员的搜捕，还成立无线电测向小组，试图查出地下电台的位置。电台一旦发报，测向车便可能根据信号强弱迅速缩小范围，原本隐蔽的通信工作因此陷入停顿。
吴荣森刚与上级通完电报，附近便传来测向设备的声响。组织随即要求他减少外出，电台也暂时停止工作。偏偏这时，电台小组获得了一条重要消息：国民党军队撤离青岛的计划发生变化，原定5月25日撤离，后来改为6月2日。
这条消息必须尽快送到上级手中。吴荣森知道，自己如果贸然外出，很可能暴露身份；可若不去，情报又无法传递。他还是赶往地下电台所在地。电台工作人员见他违反约定，十分恼火，提醒他测向人员正在附近活动。
吴荣森没有争辩，只说：“这件事必须发出去，晚了就来不及了。”对方听完情报内容，知道事关重大，只能同意开机，并安排人员在屋内外进行警戒。
发报开始后，敌方干扰很快出现。吴荣森一边辨别频率，一边寻找短暂的空隙传送内容。平时几分钟便能完成的工作，那晚持续了近半个小时。测向车辆越来越近，屋内人员不断催促他关闭电台，但他担心对方没有完整收到，只得再次发送。
凌晨时分，电台终于关闭，相关纸张和记录也被及时销毁。几乎就在同时，测向人员来到房屋外，对院落展开搜索。屋内的人屏住呼吸，谁也不敢发出声响。所幸搜查没有发现异常，吴荣森得以脱身。
1949年6月2日，青岛解放。吴荣森没有因为掌握重要密码而获得显赫职位，后来被调任中共青岛市委组织部科员，之后还担任过青岛海水综合利用研究所所长。功劳写进了工作档案，职位却依旧朴素。
这段经历最值得注意的地方，恰恰不在于职位高低。潜伏工作的价值，往往体现于无人知晓的判断、耐心和承担。一次领取密码，一次冒险发报，背后都是长期训练与严格纪律的结果。吴荣森没有把功劳变成个人资本，而是在青岛解放后继续从事具体而平凡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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