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牛对石鼓,金银万万五,谁人识得破,买尽成都府。”
这首在四川民间代代相传的歌谣流传三百多年,长久以来,大家只把它当作一则寻宝传说,当作地方闲谈。谁也想不到,彭山岷江之下,确实埋藏着明末战乱留下的遗物。直到考古进场勘探发掘,这段悬而未决的往事,终于落到实处,江口沉银不再只是民间传闻。
江口明末战场遗址,就在今天眉山市彭山区江口街道的岷江与锦江交汇河段,也就是当年江口之战的古战场。崇祯十七年张献忠在成都建立大西政权,顺治三年(1646年)局势急转,清军压境,杨展这支南明武装扼守水路。张献忠打算带着多年收集的金银物资,乘船沿岷江南下,计划进入湖广。船队行至彭山江口,遭到杨展预先布置的伏击。江上仓促开战,大西军抵挡不住,战船起火倾覆,大量金银连同兵器一同沉入江中,就此沉寂江底。这段战事,在清代彭遵泗《蜀碧》、费密《荒书》当中都留下了文字记录。
此后数百年,不时有人在江边捡拾到零星遗物。上世纪二十年代,就已经有江底文物偶然出水,只是数量太少,没能引起学界足够重视。2005年当地开展饮水工程施工,挖出一截用来盛装银锭的原木木鞘,里面装有七枚银锭,银锭上面铭文清晰,第一次拿出扎实的实物证据。2011年河道采砂作业,又捞到金册、西王赏功钱币,沉银一说可信度越来越高。
宝物露头之后,盗掘活动随之兴起。大约从2013年起,非法潜水盗捞越来越猖獗,不少珍贵文物流散,遗址埋藏环境遭到破坏。为抢救文物、厘清史实,国家文物局批复立项,正式启动江口沉银遗址抢救性考古发掘,这项规模浩大的内河考古工程就此开工。
普通水下考古依靠潜水作业,岷江河道水流复杂,河底堆积厚层砂卵石,大面积发掘难度很大。考古团队因地制宜,抓住每年岷江枯水窗口期,在发掘区域修建围堰,把江水隔开抽干,将水下发掘转为滩地上作业。这套围堰施工的办法,后来成为国内内河浅水遗址发掘可供参考的成功经验。
正式发掘一共开展五次,时间跨度自2017一直延续至2022年,后两期发掘,是配合岷江航电与河堤复建工程实施,五次累计出水文物七万余件。
2017年第一次发掘,发掘面积约一万平方米,出水文物三万余件,直接确认沉银遗址位置,入选当年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大量带有地方税银铭文的官银、大西政权钱币与兵器出土,还原当年江上作战的场景。
2018年第二次发掘,历时近三个月,同样出土一万两千余件文物。除金银器物之外,还出土了蜀王金宝,金印破碎成十多块;同时清理出大量铁刀、矛、箭镞、火铳等实战兵器。这批兵器证明这里并不只是一处财物沉船地点,本身就是古战场,补上江口之战的诸多细节。
2020年第三次发掘收获最受瞩目,国宝蜀世子宝金印出土。这是国内考古首次发现明代世子金宝实物,金印重约16斤,含金量高达95%,发掘时碎裂为四块,是蜀王世子的身份信物。一同出水的还有藩王金册、王府首饰与各类官银,从中能够直观看到明代藩王的财富规模,也有助于理解大西政权财物的来源。
第四、第五期发掘向外扩大勘探范围,借助物探测绘手段摸清遗址范围,持续发现新文物,荣世子宝金印、永昌督理之印银印,都是后两次发掘当中的重大收获。
出水文物种类繁多,彼此相互印证,构成一份明末实物史料。西王赏功金银币、大顺通宝,是大西政权真实存在的物证;五十两官银刻着府县、年份、税课记录,可以直观还原明末赋税征收与白银流通;藩王金册、金银首饰,见证明末藩王积攒的巨额资产;各类火器冷兵器,反映明末军队装备水平。
这次考古的价值,早已超出寻找金银本身。
考古成果用实物印证了《蜀碧》《荒书》等地方史料记载,平息长久以来关于江口之战、沉银真伪的争论;大量带铭文银锭,为明末经济、赋税研究提供一手材料;围堰考古的实践,给国内江河遗址探索提供可行方案。
如今遗址旁建成江口沉银博物馆,大部分出水文物长期在此陈列展出。
岷江依旧向东奔流,江水冲刷三百余年,终使这批乱世遗物重见天日。江口沉银考古,不只是一次重大文物发现,更是和一段明末历史的隔空对望。泥沙埋住金银,却埋不住王朝更迭的印记,一代代考古工作者踏实地勘探清理,还原真实过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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