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60年代，美国旧金山，马克·吐温在街头和码头间观察华人劳工。那时的中国人，常穿着旧衣，沉默地搬运货物、修筑道路，却很少得到与劳动相称的尊重。这个细节，后来成为他理解中国处境的重要入口。
19世纪中后期，大批华工前往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等地。他们修铁路、挖矿、建码头，干的是危险又辛苦的活，所得报酬却明显低于白人。有人把他们称为“勤劳的外来者”，转过身又把失业和贫困归咎于华人。
这种敌意并不只存在于街头。报纸、政客和地方机构不断制造偏见，把华人描绘成不讲卫生、不守规矩、无法融入社会的人。排华情绪一旦被权力利用，普通人的偏见便会变成制度性的歧视。
马克·吐温并非出身于平等开明的环境。1835年，他出生在密苏里州佛罗里达镇，那里属于美国南方，奴隶制度和种族观念都曾长期存在。十二岁时父亲去世，他便进入印刷厂谋生，后来做过领航员、记者，也经历过漫长的旅行。
这些生活经历，使他没有把世界理解成单一的白人与有色人种。底层劳动者的艰辛、移民的孤独、弱者在权力面前的无助，他都接触过。也正因此，他笔下的黑人、华人和其他少数族群，不再只是被观看的对象，而是有尊严、有判断力的人。
在有关华人的文字中，他尤其厌恶一种现象：白人可以随意指责华人，华人却很难获得公平辩护。有人遭到殴打，旁观者不愿作证；有人被诬陷，司法程序也未必给他申辩的机会。表面上是个案，背后却是法律和社会偏见共同造成的失衡。
有意思的是，马克·吐温并没有因为自己是白人，就回避这种问题。他曾以尖锐讽刺揭露美国社会对华人的排斥，指出所谓文明与秩序，若只保护强者，便不过是替不公正找一层体面的外衣。
他与容闳也有交往。容闳是中国近代留学教育的重要推动者，曾主持幼童赴美学习。马克·吐温对这些来自中国的年轻学生抱有好感，愿意接触他们，了解他们的学习和生活。留美幼童后来受到美国社会排华情绪影响，计划遭遇挫折，这让许多支持者十分遗憾。
1900年，义和团运动爆发，列强以保护使馆和侨民为名出兵中国。对于普通中国人来说，长期积累的传教冲突、土地纠纷、司法不平等和外国特权，早已形成强烈怨恨。义和团的排外行为存在暴力和盲目性，但不能因此抹去列强入侵及其掠夺造成的事实。
八国联军攻占北京后，抢掠、杀戮和强行索取赔款接连发生。马克·吐温看到了其中的反差：欧洲列强把自己的武力行动说成文明事业，却把中国人的反抗统统说成野蛮。他在文章中讥讽这种双重标准，并公开表达对中国民众反抗侵略的同情。
“欺压中国人的外国人，就应该离开中国。”类似观点在他的文字中十分鲜明。“中国的事情，应当由中国人自己决定。”这并不是替义和团所有行为辩护，而是反对列强以武力、条约和特权支配中国。
马克·吐温一生没有到过中国，也没有依靠中国获得名利。他对华人的认识，来自旧金山的亲眼所见、与华人朋友的交往，以及对美国社会现实的观察。语文教材中的《威尼斯的小艇》《金钱的魔力》，展示的是他的叙事才华；而他批评种族歧视的文字，则呈现出另一面的思想锋芒。
1910年4月21日，马克·吐温在美国康涅狄格州雷丁逝世，终年74岁。一个写幽默故事的作家，最终也把笔伸向了种族压迫、殖民侵略和司法不公。正因为如此，他在中国读者中的意义，从来不只是课本里的几篇文章。
热门跟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