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5年12月17日，河南兰考县委会议室，新华社副社长穆青面对一双破棉鞋、一把凹陷的藤椅，久久没有说话。陪同采访的记者周原、冯健，以及兰考县干部张钦礼、刘俊生等人，讲起焦裕禄的往事，几次哽咽。穆青听完后作出决定：重新报道焦裕禄。

这场“发现”，并不是偶然遇见一个先进人物，而是许多人在不同时间、不同岗位上接力完成的。焦裕禄去世后，曾有稿件写他，却没有立即形成全国影响。真正让这个名字走出兰考的，是事实本身，也是新闻工作者对事实的反复核实和坚持。

焦裕禄1922年8月16日出生于山东博山县北崮山村。青年时期，他经历过日军抓捕、煤窑苦役和逃亡生活。抗战胜利后，他回乡参加民兵，1946年1月加入中国共产党。此后，他做过基层干部，也在工厂工作过，长期接触群众，逐渐形成了务实、坚韧的工作作风。

1962年12月，焦裕禄调任兰考县委书记。当时的兰考，内涝、风沙、盐碱交织，粮食产量降到低谷，群众生活十分困难。焦裕禄没有把办公室当成指挥台，而是带着干部下到田间、村庄和黄河故道，摸清灾害规律，组织群众治理风口、修筑堤坝、改良土地。

他常说：“吃别人嚼过的馍没味道。”这句话并非漂亮口号，而是他的工作习惯。为掌握风沙移动情况，他在大风天观察沙丘；为寻找治盐碱的方法，他挨家挨户了解农民经验。肝病发作时，他用硬物顶住肝部继续工作，藤椅靠背因此留下了一个窟窿。

1964年5月14日9时45分，焦裕禄因病在郑州市河南医学院附属医院逝世，年仅42岁。一个多月后，兰考县委通讯干事刘俊生原本准备写兰考人民战胜灾害的文章。到了《河南日报》编辑部，编辑提醒他：“七一快到了，写个党的好干部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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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到兰考，刘俊生把这件事告诉县委办公室副主任卓兴隆。卓兴隆说：“咱焦书记，不就是打着灯笼也难找到的好干部吗？”刘俊生很快写出《一个党的好干部》，文章只有两千多字，主要记录焦裕禄的几件小事。编辑看后认为材料感人，建议扩充后送第一版，但这篇稿件后来没有刊发。

真正的转折发生在民权县的一次会议上。1964年5月17日，河南省沙区造林会议召开，兰考县长张钦礼介绍除“三害”的情况。他讲到焦裕禄临终前的愿望：“我死后只有一个要求，把我运回兰考，埋在沙丘上。”话说到这里，张钦礼泣不成声，主持会议的王维群副省长和在场人员也深受触动。

新华社河南分社记者鲁保国敏锐地意识到，这不是一名普通基层干部的事迹。会后，他立即采访张钦礼，并向分社领导汇报。8月29日，张钦礼向河南省委提交焦裕禄事迹报告。随后，新华社河南分社决定深入兰考采访。1964年10月，记者走访焦裕禄生前同事、老农和群众，形成了新的报道。

11月19日晚，新华社播发通讯，次日《人民日报》刊登，河南省委也号召干部学习焦裕禄。1965年1月，《河南日报》又发表长篇通讯。然而，受当时舆论环境影响，相关报道很快减少，焦裕禄仍没有被全国多数人熟知。

同年秋天，穆青让记者周原到豫东调查群众战胜困难的情况。周原来到兰考，刘俊生从床底下取出焦裕禄穿过的破棉鞋、破袜子，又指着藤椅上的窟窿说：“焦书记肝疼时，就这样顶着坚持办公。”周原采访12天，回郑州后对穆青说：“这样的县委书记，应该让更多人知道。”

穆青看过已有报道，仍决定亲自到兰考。那次采访中，他走访东坝头、韩庄、张庄等地，听干部群众讲述焦裕禄的工作细节。面对是否如实写灾害、是否硬套阶级斗争内容的问题，穆青明确表示：“灾害必须写，没有的事情不能写。”

在开封整理材料时，周原写初稿，冯健负责相关通讯，其他同志撰写评论。穆青反复修改，文章由初稿发展到第九稿。稿中那句“他心里装着全体兰考人民，唯独没有他自己”，正是在这一过程中被保留下来的。

稿件送回兰考核对时，张钦礼、卓兴隆和周原轮流朗读，面对两千多名干部，三个人都数度落泪。核查结果表明，除少数人名、地点需要订正外，文章事实准确。回到北京后，穆青向《人民日报》总编辑吴冷西汇报。吴冷西听完，只说：“写，发。”

1966年2月6日，新华社将通讯电传全国。2月7日，《人民日报》刊登《县委书记的榜样——焦裕禄》，署名穆青、冯健、周原。文章播出后，焦裕禄的名字迅速传遍各地。这个基层干部典型，经过兰考干部群众的讲述、记者的调查和多轮事实核对，终于被完整地呈现在全国读者面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