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八年秋天我腰上长了个火疖子，疼得直不起腰，去镇卫生院打了一礼拜青霉素，消下去又冒出来，反复闹腾。我媳妇说去县医院割了算了，我舍不得误工，硬扛着。那天在集上碰见周老爷子，他瞅我走路歪着腚，一把薅住我后脖领子：“小子，腰上长东西了吧？”

周老爷子是我们这一片有名的老中医，那会儿八十六了，还天天骑个二八大杠满街转。他年轻时在药铺当过学徒，后来自己开了间小诊所，专看疮疡和腰腿疼。镇上人有个头疼脑热都找他，三副药下去准见效。老头脾气怪，看不顺眼的病号给多少钱都不瞧，顺眼的倒贴药钱也乐意。

他把我拽进他那间门脸房，掀开衣服一瞅，啧了一声：“湿热下注，光打青霉素顶啥用？里头脓根没拔出来。”说着从抽屉里摸出个小瓷瓶，拿根鸡毛蘸了黑乎乎的药膏往上一抹，凉飕飕的。又抓了把草根树皮包了五包，嘱咐我拿回去熬水喝，一天一包。

我掏钱，他眼一瞪：“五块钱，药膏算送的。”我说这也太少了，他摆摆手：“少废话，赶紧走，别耽误我下棋。”

后来熟了才知道，周老爷子看病就这规矩——有钱的多收五块，没钱的倒贴五块，遇上实在穷的，连那五块都不要。他诊所墙上挂面锦旗，上头就仨字：“五块钱。”底下小字写：“专治各种不服。”

九九年开春，我腰上的火疖子早好了，可整个人不得劲。吃不下饭，夜里睡不着，身上一阵阵冒虚汗，人瘦了七八斤。我媳妇嘀咕：“别是肝上有毛病吧？隔壁村老赵就是瘦了二十斤，查出来肝癌，仨月人就没了。”我一听这话，腿肚子直转筋，饭更吃不下了，夜里躺炕上翻来覆去算日子，越算越觉得自己活不过年底。

我偷偷跑去县医院做了个B超，大夫说肝上有个小囊肿，良性的，定期复查就行。可我压根不信，心说良性的你让我复查啥？肯定瞒着我呢。回来路上我连后事都想好了——修车铺转给我小舅子，存款留给媳妇，我娘那头让我弟多照应。

那天傍晚周老爷子遛弯路过我修车铺，瞅我坐门槛上发呆，停下车瞅了两眼：“小子，魂丢了？”

我苦着脸把县医院单子递给他。老爷子掏出老花镜戴上，对着夕阳瞅了半天，把单子往我怀里一塞：“就这？一个水泡子把你吓成这德行？”

“水泡子？大夫说囊肿……”

“囊肿个屁。”老爷子一摆手，“我问你，你最近是不是饭前饭后都琢磨自个儿有病？”

我一愣：“您咋知道？”

“我咋知道？我看了七十年病，你这样的我见多了。”他往马扎上一坐，翘起二郎腿，“身子不得劲，你往坏处想，越想越吃不下饭，吃不下饭身上更没劲，没劲你就更觉得自个儿有大病——这不自个儿给自个儿上套吗？我告诉你，人身上八成毛病都是这么琢磨出来的。”

他从兜里掏出一把花生扔给我：“吃。”

我剥了一颗。他又说：“再吃。”

我连吃了七八颗。老爷子站起来拍拍屁股：“你看，能吃花生就能吃饭。今晚上回去让你媳妇擀碗面，搁俩荷包蛋，吃完躺下啥也别想，睡不着就数羊。明儿早上起来，该修车修车，该骂街骂街。过半个月你再看，保管啥事没有。”

我说那囊肿呢？老爷子骑上二八大杠，头也不回扔下一句：“囊肿长在肝上，又没长你脑门上。你天天惦记它干啥？它又不给你发工资。”

就这么着，我半信半疑回去吃了碗面，俩荷包蛋。那晚上还真睡着了，一觉到天亮。打那以后我天天早上一碗面俩鸡蛋，白天该干活干活，夜里躺下就着。半个月后称体重，回来三斤。一个月后再去县医院复查，囊肿小了一半，大夫说都不用管了，一年查一次就行。

去年周老爷子过一百岁大寿，镇上摆了二十桌。我拎着两瓶好酒去贺寿，老爷子坐主位上啃猪蹄，牙口比我还好。我敬酒时候说：“周爷，当年要不是您那碗面俩鸡蛋，我坟头草都老高了。”

老爷子拿筷子点我脑门：“你记住——身子不舒服，先想好事。想好事，吃好饭，睡好觉，八成病自个儿就跑了。剩下那两成，再来找我，我保证不给你开刀。”

满堂人哈哈大笑。老爷子啃完猪蹄抹抹嘴，从兜里摸出个小本子记了笔账。我凑过去瞅了一眼，上头写：“陈志强，欠诊费五块，一九九九年三月，至今未付。”

我说现在给，他一把合上本子：“急啥？等我过一百零一岁大寿再给，涨利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