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8年9月，重庆，地下党员罗广斌在家中被捕。抓捕来得突然，特务借口送信登门，趁他开门之际一拥而上。罗广斌没有挣扎，只是看了一眼来人，心里明白，地下工作最怕的不是公开冲突，而是熟人之间出现了裂缝。
这次行动牵出的人并不普通。罗广斌是中共重庆地下组织成员，他的哥哥罗广文却在国民党军队中任职，后来成为国民党军队高级将领。兄弟二人政治立场不同，早已不是秘密。也正因为这层关系，负责审讯的特务反而迟疑起来。
在国民党特务系统内部，关于如何处置罗广斌，很快出现了顾虑。有人担心，贸然动用重刑，可能引起罗广文的不满；也有人认为，正好可以借助兄长的身份，逼迫罗广斌低头。于是，特务头目徐远举没有立即下令严刑拷打，而是准备先去探探罗广文的口风。
那次见面，徐远举说得十分委婉，大意是：“罗司令，令弟的事情，我们也是奉命办案。”
话说得客气，意思却很清楚：只要罗广文出面，事情就可能出现转圜。
罗广文没有替弟弟求情。他看过所谓的案卷后，沉默片刻，只说：“既然是按军法和规矩办理，就照规矩办吧。”
这句话传回特务机关，便成了他们继续关押罗广斌的依据。至于罗广文当时究竟抱着怎样的心情，材料中很难完全还原，但至少可以确定，他没有利用自己的地位阻止抓捕，也没有要求特务释放弟弟。
罗广斌被押入渣滓洞后，特务采取的并不是立刻施以酷刑，而是另一种更阴冷的办法。他们给他安排了相对特殊的看管条件，减少外在折磨，反复劝他写声明、作保证，试图造成一种“只要服软，便能保全”的假象。
审讯时，特务对他说：“年轻人走错路，回头还来得及。”
罗广斌没有被这套说辞打动。他明白，对方要的不是一纸文字，而是让他否定自己的政治信仰，并交代地下组织情况。只要开了这个口子，牵连的就不会只是自己。
有意思的是，所谓的“特殊照顾”很快在监舍中引起猜疑。其他被关押人员不知道内情，只见罗广斌没有立即遭受重刑，难免议论纷纷。敌人故意制造的隔阂，甚至比铁链更容易伤害人心。
罗广斌没有急于辩解。他用行动回应这些怀疑。待到劝降彻底失败，特务给他戴上沉重脚镣。铁器压在脚踝上，每走一步都极其艰难，长廊里不断传出拖拽声。这样的变化，使许多同志明白，他所谓的“优待”不过是审讯策略。
渣滓洞并非只有肉体上的囚禁。狱中人员被严密分割，消息难以传递，谁也不知道外面的局势究竟到了哪一步。可在极其有限的条件下，被捕党员仍设法保持联系，彼此传递消息，商量如何应对审讯和可能到来的危险。
罗广斌在其中承担了重要作用。他并不是靠高声喊叫来鼓舞别人，而是善于把复杂局势讲得明白，让同志们知道，敌人的残酷恰恰说明其统治已经陷入困境。这种判断，在1949年重庆解放前夕显得格外重要。
值得一提的是，监狱看守中也并非人人都愿意为国民党政权陪葬。罗广斌曾与看守杨钦典接触，谈话并不激烈，却不断提醒对方：军政局势已经发生根本变化，继续执行屠杀命令，最终只能把自己也推入绝境。
1949年11月，人民解放军向重庆推进，国民党特务机关开始准备撤退。11月27日，渣滓洞发生大规模屠杀，许多革命者倒在枪口下。混乱之中，杨钦典冒险打开关押人员的通道，罗广斌等人得以逃出。罗广斌后来成为这场惨案的重要见证者之一。
出狱后，他没有把经历写成个人传奇，而是投入到整理狱中斗争材料的工作中。那些牺牲者的姓名、言行和最后时刻，不能只停留在幸存者的记忆里。罗广斌与杨益言共同整理、创作，逐步形成了后来广为人知的《红岩》。
这部作品并非凭空编造，而是吸收了重庆地下斗争和渣滓洞、白公馆囚禁者的真实经历。罗广斌本人也在新中国成立后继续从事相关工作，直到1967年去世。那段兄弟立场相反、弟弟身陷囹圄的往事，也由此成为重庆地下斗争史中颇具分量的一页。
热门跟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