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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市里的中产像仓鼠一样

越转越快

作者丨哈特穆特 · 罗萨

《加速》中文版序言

这是一个速度越来越快、时间却越来越少的社会，一个不断追求进步、实质却凝滞不变的世界，也是一种动态性稳定的制度模式——其内在的扩张升级逻辑，注定了这种模式从长远来看将难以为继。在《加速：现代社会中时间结构的改变》这部著名的批判理论著作中，著名德国社会批判理论家，德国耶拿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哈特穆特·罗萨（Hartmut Rosa）将哲学家对自由与美好生活的关切，与社会学家对社会结构与运行规律的好奇心融为一体。《加速》的出版使他一举成名，现今业已成为社会学领域不可不读的当代经典。作者写道：

无论是普通老百姓，还是企业主，或是政治家，他们基本上都是处在进退维谷的状态中：他们要么放弃，从加速循环中退出。毫无疑问，这在微观层面肯定会使他们失去自己现在的身份、之前所获得的资源和地位，而在宏观层面，则会导致社会机制的瘫痪或是运转失灵；要么他们就不得不在加速的仓鼠轮中继续跑个不停，这个仓鼠轮年复一年越转越快，并且异化不断加剧，人们看不到任何终点线，也看不到任何前景。

身处仓鼠轮之中，就像要与向下运行的滚梯抗衡一样，我们向前奔跑不再是为了拥有一个更加美好的明天，而只是要避免掉入面目可憎的深渊。一旦仓鼠轮停下来，深渊的入口就会张开。

对于很多生活在欧洲、亚洲，甚至是拉丁美洲或非洲的人来说，尽管面对着林林总总的科技进步，尽管社会的各个层面拥有相应的福利保障，尽管这些人本身都属于较为富足的中产阶级，为什么他们仍然会觉得自己日复一日像打仗似的疲于奔命？为什么他们会觉得自己就像被囚禁在仓鼠轮里，而这样的仓鼠轮转得越来越快？在那里，这个世界变成了一张不断延长的“待办事项清单”，人们只能采取攻击性模式应对这种形式的世界。

正是诸如此类的问题促使我写作这本书。我想系统性并且详细地探讨这些问题。对于我们人类来说，时间通常是一种自然而然存在的事物，它就在那里；而当我们感到时间不够用的时候，当我们无法合理安排时间的时候，我们会认为这是因为我们做错了什么。所以，一方面，市面上有大量图书，也有很多建议都是围绕着如何有效地利用时间、什么是正确使用时间的方法这类主题展开的，另一方面，那些各种各样训练专注力的课程、应用软件、书籍，则是从改变内在态度、让自己进入更加平和宁静的状态入手，从而解决当代社会中人们所面临的时间紧张问题。

而我在这本书里所提出的观点是，无论是个体，还是组织，或是企业，当他们省下的时间越多、他们越是有效率地解放时间资源时，时间反而会变得更加紧张，对于这样一个极其矛盾的局面，我认为，显而易见这完全是由系统性和结构性方面的原因造成的，而与某个个体、组织和企业的行为方式或缺乏自律无关。通常，人们解决时间难题的方法是：通过加快流程、缩短进程，从而节省时间；但结果却似乎适得其反—这样的做法往往使时间紧张变得更加严重。

我们节省下来的时间到哪儿去了？在试图系统地回答这个问题的过程中，我最终发现，我需要找出在现代社会时间结构、时间的基本原理或者基本机制方面已经发生了什么样的改变。从中我看到，所谓的时间，它的模式和节奏、人们对它的感知和估值、它的范畴和方向，所有这些与其说是单纯的自然给定之物，不如说是一种不折不扣的社会现象集合。

于是，我在这本书中试图呈现，这样一个现象集合如何从总体上构造和调整着现代社会结构，而且这个现象集合是以怎样一种非常特别的方式发挥作用的。对此，我尝试着在“加速”这个概念下展开解读。“加速”是这本书的核心论点，它是现代化进程中的基础过程；凡是发生了现代化进程的地方，都一定会出现以“加速”为特征的社会变迁。尽管我们都承认，在世界各地存在着大量的文化差异和历史差别，而且它们一直都在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尽管我们也都看到，发生在欧洲的现代化与中国的现代化之间、发生在美国的现代化与印度的现代化之间，存在着巨大且实质性的不同，也就是说，现代化进程及现代化社会是“多种多样的”，但是我们一定会观察到，社会性加速是一个无所不在的基本趋势，在多种多样的现代化的背后出现的是整齐划一的加速原理，而且，在现代化的历史发展过程中，根据加速的逻辑，可以将现代化进程区分为不同阶段，例如早期现代化、工业现代化和晚期现代化阶段。

但是，我们需要注意的是，“加速”这个概念不能不加区别地加以运用。从 18世纪以来，在有关现代化的文献和相关的自我观察中，人们会一次又一次地看到关于社会加速的论断。然而，在这里，人们一直没有分辨清楚的是，究竟是什么发生了加速：有的时候，人们说的加速是历史加快了速度，有的时候是指社会运行变得更快了，而有时又说的是生活或事件本身提高了速度，而且，同样司空见惯的是，人们会宣称，总之在现代社会，“所有的一切”都加快了速度。这种不加区分的做法显然是毫无意义的。所以，本书在一开头就辨别了社会加速的三种形式：目标明确的技术加速，尤其是在运输、通信和生产领域；社会变迁的加速；生活节奏的加速。此外，也就与加速相对的五种放缓趋势作了区分。

从《加速》这本书首次出版以来已经过去了十五年，在这些年里，尽管在 2008年发生了全球性的金融危机并由此导致国家债务危机，但是加速一直没有停下脚步。即便是旷日持久的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似乎也没有真正对加速的基本进程有所改变，发展、增长、持续性的革新和优化的速度依旧在急剧加快。当然，自 2020 年 3 月以来，随着严重急性呼吸综合征冠状病毒 2 型（SARS_CoV_2 Virus）在世界范围内的传播，这个世界确实暂时慢了下来。95%的航班停飞了，城市交通、火车和轮船运输的削减数量超过 50%,中小学和大学、歌剧院、电影院以及体育馆里的社会活动降至零，中国的反应也比欧洲和美国更为主动。由于封控，世界各地的很多人都大幅度缩小他们的活动半径。有史以来，世界第一次放慢了脚步：自从 18 世纪全球性的加速进程开始以来，虽然在这中间发生过战争（或者在某种程度上来说，正是因为有战争）、出现过经济危机，但一直到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暴发之前，速度的提升过程从未中断过。而在 2020 年 3 月到 4月间的减速，不仅是物理性的，而且从地震学的角度也可以发现速度减缓的迹象：地球的运动踪迹变得平静了，这颗行星的震动减少了。此外，全球二氧化碳的排放量减少了 17%。而即便是 2008 年到 2009 年间金融危机最严重的时候，碳排放量也只是减少了 1.4%。

但是，这样的减速并没有持续很久，无论是统计数据，还是我们的亲身体验都证明了这一点。世界各地的资源消耗和生产很快又重新回到增长的轨道，生活各个领域又开始继续加速了。而且特别值得注意的是，物理世界暂时性的减速却一直伴随着数字世界的加速：在疫情最严重的时候，尽管很多地方的人员和物资流动几乎完全陷入停滞，但数字生活却在急剧加快速度。于是，对于很多人来说，尤其是处于社会中间阶层的人们来说，他们确确实实体验到我在这本书中所描绘的“疾驰的停滞状态”：居家办公的人们几乎一动不动、长时间地坐在电脑前面，但是他们在电子世界里，却从一场会议奔向下一场会议，有时还从一个大洲穿越到另一个，从中国到欧洲，再到美国或是澳大利亚。数字世界的急速运转和物理世界的停滞不动—这正是保罗·维希留（Paul Virilio）在 20 世纪 80 年代对全球性加速最终结果的预言。

尽管在疫情期间，人们感受到速度放慢下来了，这是与加速进程相反的体验，但是它并没有让生活变得更加美好。恰恰相反：在那些被迫放缓的地方，也就是在那些人们别无选择，受外力所迫不得不减慢速度的地方，人们感到非常痛苦、极其沮丧。那些因为交通拥堵而被困在路上的人们，那些失业（也就是处在经济层面的被迫减速中）的人们，或是那些患有抑郁症或出现情绪耗竭症状（也就是身处心理层面的被迫减速中）的人们，都曾经深切地体验到身处其中的无能为力。

在这些年里，甚至在这几十年里，有一些国家的经济或是长期停滞，或是处在持续衰退的态势当中。例如，希腊或日本，生活在这些国家的人们非常清晰地感受到了，当一个按照动态性稳定模式（Modus dynamischer Stabilisierung）运行的社会发生减速意味着什么。我紧接着《加速》写的另一本书，试图在“动态性稳定”这个概念下探讨现代社会的基本原理。“现代社会”的特征是，它只能在动态增长中保持稳定，也就是说，现代社会为了保证能够维持其制度性现状，就必须系统性地、持续地实现经济增长、科技和社会领域的加速，并保持文化创新和政治活力。这也是我对“现代社会”的定义。换言之，现代社会展现出不断提升的特征，只有这样它才能够自我复制，或者说才能维持其结构。

我对于维持“制度性现状”（institutionellen Status quo）的理解是，保证社会中关键功能领域得到维护，并能够正常运行：如果没有小步快跑、持续不断的效能提升—其形式表现为增长、加速和革新，经济就会陷入危机，因为随着工作岗位减少，乃至公司倒闭，必然会殃及养老系统、健康卫生系统，科学研究机构和教育机构等领域也会受到挤压，接着政治领域的构造空间也将随之萎缩。因为在这样的过程中，一方面，可供利用的资源变得短缺，另一方面，支出负担（例如在社会生活领域）却变得越来越沉重，而那些可供支配的资源和可行的税收政策，也应该优先用于能让国家重新焕发竞争活力的领域。

不过，我们可以看到，对于一些国家或地区来说，尽管经济增长陷于停滞，但是如果提升的另外两个必要条件（加速和革新）仍然在发挥作用的话，那么在一定时间范围内，动态性稳定的逻辑将继续成立。第一种情况，即当经济增长陷于停滞，而加速和革新未能发挥作用时所导致的情况，在这方面我们可以以希腊为例，这个国家经济发展停滞了，也就是说，经济和竞争力都陷入萎缩，这确实危及、损害了它的制度性现状：养老和健康卫生系统、科研和教育领域等都已经到了完全失灵的边缘，政治领域的活动空间也已极度萎缩，以至于哪个党派执政已经基本上没有什么区别。另一种情况，即当加速和革新仍然在发挥作用时，日本可以作为这种情况的例证，从 20世纪 90 年代以来的数十年里，日本一直在与零增长或极低的经济增长率作斗争（今天又不得不再次开始这样的努力），即便在经济不景气时期，来自结构构成成分的提升压力也完全不会减小，相反还会更大：在没有增长的情况下，就必须比竞争对手速度更快，就必须以各种方式推动创新，从而提高竞争力。正因为如此，加速是结构性的基本要件，当增长停止时，速度还必须继续加快，甚至其程度要更加凌厉。从中我们可以看到，尤其是在面对着资本积累的压力时，就必须持续保持动态性。增长、加速和革新只是实现动态性的不同路径，如果这当中某条路走不通了，那么另外两条路势必要承载更大的压力。

现代的这种结构构成性特征使得现代社会无可避免地服从扩大升级逻辑，这种逻辑体现在，即便在经济增长非常低的情况下，例如只有1.5%的增长率，在经过了五十年之后（也就是大概从 1979 年到 2029年），国民生产总值也至少会翻一番以上，而由此带来的是显著的支出增加和能源消耗增多，于是在这样的过程中便渐渐导致动态性的去稳定化。这一系列的发展变化必然会带来经济、生态两个领域的双重危机，甚至是经济、生态、政治和心理层面的四重危机。因此，面对这样的局面，要实现继续的增长和进一步的加速就变得愈发艰难了，为此必须不断动员、激活、调用、联合和消耗越来越多物质、心理及政治范畴的资源和能量，而这样一来，不仅自由活动空间和创造空间大幅度缩小，与此同时，由于持续性的超负荷运行和过度使用，自然界、经济、政治和心理领域也不断遭到损害和破坏。也就是说，如果某种社会形态必须在动态中保持稳定的话，那么这样的社会形态是不可能持久存在的。

《加速》这本书经过分析推导出一个亟待解答的难题，而且，自这本书在世界各地出版以来，人们一再向我提出这个问题，这就是：总体来说，一种所谓的“看不见的”提升压力构成了现代社会形态的基本特征，它驱动着现代社会向前，那么，现在我们需要做出什么样的改变、又如何做出相应的改变，才能克服这股力量，或者不受其影响，从而真正实现必不可少的翻天覆地的大变革？这个问题揭示了一个巨大的、跨文化的困境，它似乎在整个当代社会无所不在。

对此，人们普遍认为，“不可能再这样继续下去了”“目前的状况不可能持久”“无论如何都不应该按现在这种方式发展下去了”，无论是社会学家，还是生态学家，无论是银行家，还是新闻记者，或者是各个阶层的普通老百姓，都共同拥有诸如此类的想法。其实单单是面对“我们应该做出什么样的改变”这个问题，我们就不仅展现出不可救药的手足无措，而且也表现出令人震惊的想象力贫乏和让人同情的怯懦：

我们需要征收二氧化碳税吗？

房地产巨头的财产应该被没收吗？

是否要征收金融交易税？

应该在主权货币领域做些什么吗？

是否要推行无任何前提条件的最低收入制？

建立更为牢固的边界？

或更为开放的边界？

更多民主？

较少民主？

更加强调民族国家？

减少民族国家的色彩？

这个清单可以无限制地一直列下去，而这当中令人吃惊的是，无论是曾经的“政治上的左派”，还是新右派，抑或旧右派，无论是生态主义者，还是自由行动派，即便是在这些派别内部，人们就所谓正确路径甚至连最细微的共识都无法达成；人们唯一的共识似乎只是对于“社会制度”的愤怒（不过，即使是关于社会制度，人们也有着完全不同的概念和定义），以及人们一致认为，在政治上，目前的“社会制度”几乎让全世界都陷入令人绝望的倒退，这体现在，世界各地基本上都是在仇恨这一情绪基础上作出各种反应，无论是围绕着美国的特朗普（Trump）、英国脱欧（Brexit），还是有关土耳其的埃尔多安（Erdogan）和巴西的博索纳罗（Bolsonaro）的各种现象与事件无不如此，而到了 2022 年，甚至在最新爆发的战争中，所呈现出的局面也似乎如出一辙。

对于这本有关社会加速的图书，媒体迅速做出了反应，他们将我塑造为新兴的减速意识形态领域的代表人物，是减速领域的精神导师和先知。这令我感到不可思议，也很吃惊，因为在《加速》这本书中没有任何一个地方提出可以将放缓速度作为解决问题的方案。我的观点是，缓慢既不是令人信服的目的本身：我们可以看到，慢吞吞的过山车毫无乐趣可言，龟行一般的网速只能让人焦躁，而反应迟缓的救火车会危及生命；缓慢也不可能是一种结构性解决方案：当人们身处某个加速社会里时，也就是处在按照动态性稳定模式运转的社会中时，如果进程和发展慢下来了，那人们只会面对戏剧性的、危机四伏的功能失调，希腊在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的表现就是这方面的一个例证。

换言之，当人们把一个错误的事物旋转 180 度之后，并不一定就自然而然地得到了一个正确的答案。加速当中所蕴含的升级逻辑是，当一个社会其秩序受到资本主义的动态性稳定模式影响时，那么无论是普通老百姓，还是企业主，或是政治家，他们基本上都是处在进退维谷的状态中：他们要么放弃，从加速循环中退出。毫无疑问，这在微观层面肯定会使他们失去自己现在的身份、之前所获得的资源和地位，而在宏观层面，则会导致社会机制的瘫痪或是运转失灵；要么他们就不得不在加速的仓鼠轮中继续跑个不停，这个仓鼠轮年复一年越转越快，并且异化不断加剧，人们看不到任何终点线，也看不到任何前景。

身处仓鼠轮之中，就像要与向下运行的滚梯抗衡一样，我们向前奔跑不再是为了拥有一个更加美好的明天，而只是要避免掉入面目可憎的深渊。一旦仓鼠轮停下来，深渊的入口就会张开。也就是说，当不断增长的地方出现了（被迫性的）减速时，就会导致很多机制无法稳定运行甚至崩溃，很多人由此陷入贫困和绝望。

事实上，在这里我发现了一条重要的文化分界线，它将现代与后现代区分开来：直到 20 世纪末，对于生活在欧洲、美洲或中国的人们来说，增长、加速和革新至少基本上都体现了社会的向前发展，他们从中看到了自己的孩子们走向更加美好未来的机会、希望和愿景。“我们努力工作，甚至有时候在自己这一代做出牺牲，是为了给我们的子女创造一个更为美好的世界、更加光明的未来”，这样的信念激励着所有生活在发达国家的父母们，它为人们提供了非常强劲的奋斗驱动力。即便是在 20 世纪 90 年代前后，即当冷战（暂时）结束之后，人们的主流愿望仍然是：能够过上物质充裕、时间宽裕的生活，不必为了生存而挣扎，生活在太平的社会里。但是，到了今天，对前面提到的发达工业国家居民的问卷调查显示，一种完全不同的文化性自我认知成为主流：

我们必须去做一切我们力所能及的事情，只有这样才可能使得我们的子女不至于过得比我们差，这样我们才能让自己停留在自己之前所抵达的地方，而且仅仅是为了做到这一点，我们必须一年比一年奔跑得更快。

这就是 21 世纪的父母们（和他们的孩子们）的信条。而与此同时，经济、生态、政治和心理方面的危机也正渐行渐近。这就是社会宏观层面的“疾驰的停滞”。

这样看来，这些混乱和束手无策并不是偶然现象，相反，它们反映了当代社会无所不在的深层次危机。人们所想到的各种改革建议和变革设想全都无法解决问题，因为难题的根源是在现代社会里我们与世界的关系，也就是“我们”（从个体层面和集体层面）与世界建立了哪些类型的关系，我们以什么样的方式与世界发生联系，我们在这个世界中有什么样的经历，我们如何对待它，我们如何与世界联系起来，即我们如何在自己所处的环境中找到相应的位置。简言之，问题的关键是我们与所在世界之间的内在关联。当我在使用“我们与世界的关系”这样的概念时，我并不认为，世界与主体都一直是自然而然存在在那里的，我也不认为，仅仅是通过主体与世界建立联系的不同方式，就可以决定文化或社会构成形态之间的差异。相反，我在这里是从关系本体论的角度出发，这就是说，我们作为主体，以及那些向我们显现为世界并与我们相对立的事物，恰恰是从我们与世界的关系当中产生的，或者至少是由它所决定的。

所以，在所有我们可以想到的概念中，我们与世界的关系是一个最基本的概念，在任何情况下它都优先于阶级划分或生产资料私有制等；于是，这意味着，我们确实面临着非常棘手的难题，而不可避免的改革也的确将是非常剧烈的，它们涉及社会构成的最深根基。所有我们现在可以想象到的经济、政治或生态方面的变革势必是无能为力的：征收二氧化碳税、银行或大型集团公司国有化，甚至是引进最低收入制度，或是民族国家的解体，无论这些举措从细节来看多么有意义，甚至多么有必要，只要我们无法从根本上改变我们与世界的关系，或是改变我们与所在环境的内在关联，那么我们就一直只是在做表面文章。

因此，我们所面临的难题就是，要找到从根本上能取代加速、动态性稳定系统的社会替代方案。在《加速》这本书首次面世之后，我就开始尝试通过“共鸣概念”（Resonanzkonzeptes）来勾勒这样的解决方案。在篇幅不长的《加速与异化》（Beschleunigung und Entfremdung）一书中，我第一次正式提出了共鸣理论。在那本书里，我进一步拓展了已经在《加速》中做过简要概述的相关假设，即加速本身并不一定是“坏的”，或者会带来麻烦，而是只有当加速导致了系统性的异化时，它才可能是有害的，也就是说，当变化的速度太快时，人们便无法成为世界的一部分或者无法“融入”周围的环境；当人们不再能与所接触的人、自己所居住的地方、围绕在身边的事物建立富有活力的关系时，人们最终便无法感知自己的身体，也无法走进自身的体验了。

在这当中自然而然产生这样一些问题：与异化相对的概念是什么？我们怎样才能与相互有来往的人们、与大自然、与我们生活在其中的空间、与我们所从事的工作、与我们自己建立起一种非异化的关系呢？我在一本以“共鸣”为主题的书中回答了上述问题。在那里，我提出的理论是，在我们与他人、与事物产生共鸣时，我们就没有与之疏离、异化。

共鸣可以定义为一种关系形式，它包含四个基本要素：首先是感染或打动这个重要特征。只有当我们确实被某个事物或某个人所触动或感动时，当我们感到自己被“召唤”时，当我们听到有人在对我们诉说时，共鸣就产生了。

第二个要素是自我效能感。当我们对打动我们的人或事物做出回应，并响应向自己发来的呼唤时，我们会在这一过程中感受到自己正发挥着作用，积极与世界建立起生机勃勃的联系。我们正从自己这边主动地伸出手来，并且行动起来！我们能够留下具有影响力的足迹。

在这样的关系中，我们并不是一成不变的，我们不断地改变自己，我们发生了变化。因此第三个要素就是转变。

最后，共鸣从本质上来说是不受掌控的。我们无法强迫共鸣，或者借助某些手段实现共鸣，而且当我们让自己（对某个人、某个想法、某处风景、某段音乐、某种工作、或者某本书）产生响应时，这种关系将会让我们发生改变，但是，我们无法预测这些变化会产生什么样的结果。共鸣从本质上来说其结果是开放的，而且正因为如此，它与现代的提升逻辑和最优化逻辑—它们通常是目标驱动型的—完全背道而驰。如果我们将异化定义为一种相互之间不存在联系的关系—我在《加速》这本书中就是这样界定它的，那么，共鸣就可以定义为一种“有所指涉的”关系，这是一种充满活力的关系，由感染、自我效能感、转变和不受掌控性这样四个要素构成。

当然，我相信，新的社会替代方案、新的社会秩序不会产生于绘图板上，或是出自学者们的书斋中，无论如何，仅靠这些是不够的；相反，它们是在旧的体系发生危机的地方发展出来，并在实践中得到检验的。而且，我更加深信不疑的是，在今天探寻我们与世界之间的制度化关系的替代方案时，我们必须要超越国家边界和文化界限。事实上，我一直怀疑，从欧洲或北美大陆的土地上是否能够生长出新的范式。共鸣关系无论如何都不是欧洲的“本土物产”，也不是欧洲的强项，相反，在另外一些文化中，特别是在中国和亚洲其他地区发展的文化中，存在着完全不一样却极富活力的共鸣轴（Resonanzachsen），以及薪火相传的复兴传统。而且，我知道，在中国，人们深刻地感受到了“疾驰的停滞”现象，以及由此带来的各种问题，与此同时，在这里，也有非常引人瞩目且富有创新的尝试，人们努力从文化的维度寻求解决途径。所以，我深信，社会学中有关加速和我们与世界关系的研究领域，应该是能够从中国的经验中获益的。因此，我非常高兴我的这本书能够与更多的中国读者见面，对此我衷心感谢出版社和出色的译者。我希望，这本书中文版的出版，将开启欧洲与中国的社会学领域有关加速理论的对话；而且我们还可以就不同文化背景下的理论、实际生活中的经验、社会实践中的做法展开交流，从中，或许我们可以逐渐描摹出一个全新的、更加美好的世界的轮廓。

哈特穆特 · 罗萨

2023年3月于耶拿

哈特穆特 · 罗萨｜著，文章选自《加速》中文版序言

来源：上海人民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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