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凯是五个人里第一个递辞职报告的。他把那张纸放在人事主任桌上的时候，主任正在给他算这个月的补贴到账没有。主任抬头看了他一眼，没接那张纸，先问了一句，是不是宿舍住得不习惯，还是食堂饭菜不对胃口。阿凯摇了摇头，说都不是。

五个人是同一批考进来的。内地就业最难的那个夏天，他们从不同的省份出发，坐了整整两天两夜的火车，又在汽车上颠了大半天，才到了那个海拔四千多米的基层驻地。出发前每个人都觉得自己想清楚了，编制、补贴、包吃包住，父母在电话里反复叮嘱，别怕远别怕苦，年轻吃苦换一辈子安稳，值。他们也是这么跟自己说的。

落地第一周，高原给了五个人一模一样的下马威。头痛从早到晚不停，像有人拿东西压在头顶上，晚上躺下也睡不着，翻来覆去到天亮只迷糊了两三个小时。走路稍微快一点就喘，胸口闷得发慌。他们互相打气，说年轻人身体好，熬过适应期就好了。可一个月过去了，没有一个人好转。阿凯的嘴唇裂了口子，洗脸的时候碰到水都疼。另一个男生洗头时一抓一把头发，蹲在卫生间里愣了很久。五个人都瘦了，瘦得最少的也掉了十来斤，脸色发暗，指甲盖凹下去一块。单位的人事干部带他们去过一次卫生院，医生说的话很直接，这种低氧环境对身体的损耗，短期扛一扛可以，长期待下去，心肺和脑血管都在承受不可逆的负担。

阿凯后来跟人说起那个卫生院，声音很平。他说，其实在去卫生院之前，五个人里已经有人动摇了。不是因为怕累。报表整理、入户走访、值班值守，这些活他们都在干，没有人偷懒。真正磨人的是另一种东西。驻地周围几十公里看不到什么人烟，下了班没有地方可去，宿舍、食堂、办公室，三点一线，日子叠着日子过。手机信号时有时无，夜里安静得只剩下风声。五个人中唯一的女生，有一次在食堂吃着饭，突然放下筷子说了一句，她来这儿之后，连一个陌生人都没见到过。没有人接话，因为每个人都是一样的。

但也不是没有暖的时候。刚到的那几天，单位把宿舍收拾得很干净，两人一间，被褥是新的。食堂的师傅知道他们是从内地来的，头一顿饭特意多炒了一个不辣的菜。人事主任在办入职的时候，一项一项给他们解释补贴怎么发、假怎么休，末了还说了一句，有什么事随时来找我，别自己扛着。这些话他们记得，也认这份好。阿凯说，走的时候他心里没有怨任何人，单位没有亏待过他们，领导后来谈话，态度也很诚恳，说薪资可以协调、岗位可以微调，再试试看行不行。是他们自己试不了了。

第三十天的晚上，五个人坐在其中一间的宿舍里，说了很久的话。没有人抱怨，也没有人煽情。他们算了一笔账，不是钱的事。二十出头的年纪，身体先撑不住，往后父母老了怎么办，自己成了家怎么办，这些念头压过了对编制的那点舍不得。五个人一个一个说，说到最后，意见是一样的。第二天一早，五份辞职报告一起交了上去。

领导挽留了两轮，没有拍桌子，也没有说难听话。手续办得很快，安家补贴按程序退了回去。五个人收拾行李那天，宿舍又恢复成他们来之前的样子，干干净净，像没有人住过。阿凯说，车子开出驻地的时候，他回头看了一眼，远处的雪山还在那里，安安静静的。他心里冒出来的不是后悔，是一种说不太清楚的踏实。他终于知道什么样的日子自己过不了，也知道了做决定这件事，拖得越久，越消耗人。

后来有人问阿凯，折腾一圈图什么。他说，不图什么，就是早一点对自己说实话。编制是好东西，但一份工作如果要用身体去填，用跟家人隔开四千公里去换，用每天睁开眼睛就知道往后再几十年都是同一个样子去熬，那这份安稳拿在手里，心是慌的。他们不是逃兵，只是在那个月里看清了一件事：人得先能好好活着，才谈得上把日子过好。

五个人回到内地，重新投简历，重新挤招聘会，日子并没有一下子变轻松。但阿凯说，至少每天晚上能睡着觉了。那个海拔四千多米的地方，他偶尔还会想起来，想起食堂那顿多炒的菜，想起人事主任那句“别自己扛着”，也想起五个人在宿舍里把话说开的那一夜。有人离开，有人还在那里守着。离开的人把位置空出来，让更适合的人去填，这本身也不是什么坏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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