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慧图书馆的广东实践
——“采编图灵”的建设与发展
编著者：广东省立中山图书馆 著
ISBN：978-7-5013-8704-5
定价：158.00元
装帧开本：平装16开
内容简介
本书以广东省立中山图书馆自主研发的图书采分编智能作业系统“采编图灵”为线索，系统呈现该馆在智慧图书馆发展浪潮中的主动探索与创新实践。全书分为上篇“守正与挑战：‘采编图灵’建设背景”、中篇“机遇与创新：‘采编图灵’建设历程”、下篇“重组与超越：‘采编图灵’建设总结”，共三篇十一章并附相关附录。全书图文结合、系统翔实，完整记述“采编图灵”项目的缘起、规划、建设、运行、运维与迭代优化全过程，全面阐释系统落地后图书馆采编业务的流程重构、效能升级和效益评价，梳理建设经验与行业启示，条理清晰、图文并茂。
本书完整展示了“采编图灵”的整体框架、功能模组与技术路径，可为图书馆采编业务智慧化创新提供技术参考与实践样本；同时真实记录了公共图书馆先行先试、守正创新的转型探索，呈现了智慧技术赋能下图书馆传统业务的深刻变革，可为人工智能时代全国图书馆智慧化建设提供借鉴与参考。
编辑推荐
图书采分编是图书馆运营的基础业务，也是人力消耗最大而智慧化水平偏低的环节。新书积压、编目周期长、专业人才流失，是困扰众多图书馆的现实难题。
本书完整记录了广东省立中山图书馆“图书采分编智能作业系统‘采编图灵’”的建设缘起、建设历程与实践总结。该系统将人工智能、机器视觉与工业自动化真正嵌入图书馆核心业务，自2023年8月正式全线运行以来，先后获评文化和旅游部“智慧图书馆创新应用优秀案例”、文化和旅游部与工业和信息化部“全国文化和旅游装备技术提升优秀案例”等多项荣誉，成为引领全国乃至全球图书馆智慧化发展的“广东方案”。
本书彩色印刷、图文并茂，通过大量实景图、流程图与数据图表，系统呈现“采编图灵”的设计逻辑、建设过程与应用成效，既可作为同行馆借鉴参考的实践指南，也兼具学术价值与可读性。
序（程焕文教授）
“采编图灵”，即采编+图灵，一个充满采访编目技术创新灵感与人工智能技术应用美感的项目名称，梦幻而隽永，既表达了对“计算机科学与人工智能之父”、英国科学家艾伦·麦席森·图灵（Alan Mathison Turing，1912—1954）及其“图灵机”（Turing Machine）理论的崇高致敬，又具有“图书馆精灵”一语双关的意蕴，凸显了人工智能技术在图书馆采访编目业务中系统应用的灵动与精巧。
“采编图灵”，广东省立中山图书馆自主研发的全球首创图书采分编智能作业系统，创造性地将人工智能、机器视觉、工业自动化等前沿技术应用于图书采分编环节，实现了采编业务全流程自动化、数据化、智能化，堪称开图书馆智慧赋能之先河，集图书馆采编技术之大成。“采编图灵”体现了智慧图书馆建设的中国实践、中国创造和中国特色。
一、智慧图书馆建设的三个先导示范标杆
智慧图书馆不仅是全球图书馆的发展趋势，而且是中国图书馆的时代创举。以2020年GPT-3发布引发通用智能与生成式人工智能的爆发和广泛应用为标志，全球开始从数字时代迈入人工智能时代。在此之前，一切有关智慧图书馆的文字著述与实践标榜都是子虚乌有；在此之后，一切无关智慧图书馆建设规划和图书馆人工智能产品开发应用的文字著述与实践标榜基本上都是幻觉臆想。即使时至今日，人工智能技术仍然处在迅速迭代的成长阶段，而人工智能技术在图书馆的应用大多为人工智能工具的个别浅表应用，智慧图书馆建设仍然处在框架构建和实践探索的初级阶段，雏形尚未具备，成型为期尚远。
从近年来的情况来看，中国的智慧图书馆建设大抵可以分为三个维度：一是国家的整体规划建设，二是图书馆的自主研发，三是企业的商业开发。三个维度的智慧图书馆实践探索各有所长、各有成就，而能够称为智慧图书馆建设先导示范标杆的不过以下三端。
1.全国智慧图书馆体系：智慧图书馆建设的全球先导示范标杆
笔者之所以说智慧图书馆是中国图书馆的时代创举，是因为在全球图书馆界，中国率先开启了全国智慧图书馆体系建设的框架构建和实践探索，此举成为全球图书馆从数字化、网络化迈向智慧化的时代里程碑。
2020年10月15日，中国国家图书馆馆长饶权在第十届上海国际图书馆论坛上作题为《创新中谋发展 变局中开新局 开启图书馆智慧化转型新篇章》的主旨报告（视频），首次提出关于“全国智慧图书馆体系”建设的初步构想。
2021年1月15日，饶权馆长在《中国图书馆学报》2021年第1期上发表《全国智慧图书馆体系：开启图书馆智慧化转型新篇章》，进一步阐述全国智慧图书馆体系建设的初步构想，包括智慧图书馆的理解与定位、全国智慧图书馆体系建设的总体思路、“1+3+N”的总体架构等，为全国智慧图书馆体系建设的顶层设计提供了战略方向与策略指引。
2021年5月24日，国务院任命中国国家图书馆馆长饶权为文化和旅游部副部长。2021年6月10日，文化和旅游部印发《“十四五”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规划》，“推动公共文化服务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建设”成为“十四五”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的主要任务，“全国智慧图书馆体系建设项目”被列为“公共文化服务数字化建设”的首要项目。由此，中国在国家层面率先提出和构建了全国智慧图书馆体系的基本框架：“以全国智慧图书馆体系建设为核心，搭建一套支撑智慧图书馆运行的云基础设施，搭载全网知识内容集成仓储，运行下一代智慧图书馆管理系统，建立智慧化知识服务运营环境，在全国部分图书馆及其基层服务网点试点建立实体智慧服务空间，打造面向未来的图书馆智慧服务体系和自有知识产权的智慧图书馆管理系统，助力全国公共图书馆智慧化升级和服务效能提升。”从此，中国图书馆界开启了从图书馆数字化、网络化向智慧化转型的实践探索新篇章。
“十四五”期间，中国国家图书馆作为全国智慧图书馆体系建设的倡导者、先行者和主导者，按照“落实、统筹、创新、引领”的原则，先行先试，全方位落实自主可控的要求，探索人工智能技术在图书馆中的深度应用，初步构建了“1+3+N”的智慧图书馆总体架构：“1”——公有云与私有云相结合的云上智慧图书馆；“3”——在云上智慧图书馆上搭载的全网知识内容集成仓储、全国智慧图书馆管理系统和全域智慧化知识服务运营环境；“N”——全国各级图书馆及其基层服务点普遍建立的线下智慧服务空间。
经过“十四五”时期的建设，中国国家图书馆在研究制定智慧图书馆标准体系的同时，在全国智慧图书馆体系建设上取得了如下主要成就：
在“1”（云上智慧图书馆）上，坚持国产化发展路径，高标准建成全栈国产化私有云平台，创新采用“一云多芯”技术架构，实现从底层芯片、操作系统到云平台服务的全面自主可控，构建全新的信息技术基础设施建设模式。
在“3”（全网知识内容集成仓储、全国智慧图书馆管理系统和全域智慧化知识服务运营环境）上，中国国家图书馆联合全国各省级公共图书馆，依托区块链技术搭建了以公共图书馆为主体的文化行业联盟链，完成全网知识内容集中仓储系统国家中心节点及32个省级节点建设，基本实现互联互通。
在“N”（全国各级图书馆及其基层服务点普遍建立的线下智慧服务空间）上，中国国家图书馆“中华古籍智慧化服务平台”汇集全国180多家古籍收藏单位的1.3万余种14万余册珍贵古籍资源，实现了国家珍贵古籍的一站式集成共享。中国国家图书馆陆续落地的《永乐大典》高清影像数据库、民国时期地方文献知识库等数字资源，以及“顾朝夕”数字人、智能问答系统、“国图引导”小程序、典籍博物馆AR导览等智慧化服务场景，形成了资源深度加工—信息智能服务—沉浸交互体验的全链路服务模式。
2.“采编图灵”：智慧图书馆建设应用场景的先导示范标杆
在全国智慧图书馆体系概念构建和规划建设的同时，广东省立中山图书馆在时任馆长王惠君研究馆员的亲自率领下亦开启了“采编图灵”的框架构建和规划建设，并由此发出了智慧图书馆应用场景建设的先声，成为“十四五”时期智慧图书馆应用场景的先导示范标杆。
2019年，广东省立中山图书馆正式启动“采编图灵”项目建设，其后经历了三期建设两次重大技术迭代：
2021年5月，一期工程“图书自动化加工子系统”原型机正式上线，实现了图书编目前所有规范化物理加工的自动化作业。
2023年3月，二期工程“图书编目无纸化子系统”上线，实现了订单数字化管理、新书自动验收、书目数据自动套录、原编图书无纸化编目、多后台协同管理等功能。
2023年7月，三期工程“图书典藏加工及自动分拣子系统”上线，实现了图书编目后加工环节的智能化，以及到馆新书自动分拣与流通图书复用分拣等功能。
2023年8 月，历时4年攻坚，“采编图灵”系统正式全线运行，成为全国乃至全球图书馆界自主创新的第一个智慧图书馆采编应用场景。
作为全国图书馆界首创的图书采分编全流程智能作业系统，“采编图灵”系统配备18 套机器视觉相机、26 套定制模组、37 台各类型机器人（包含13 台六轴工业机器人）、102 套伺服控制系统及345 套光电传感器，将人工智能、机器视觉、神经网络、工业自动化等先进技术融入图书信息自动识别，通过高速工业总线连通至中央域控制系统，对接联机编目数据，统一调度、集中管理、智能作业、实时追踪，实现验收—编目—加工等采编业务的全流程自动化、数据化、智能化，以智慧赋能图书馆作业，极大提高了图书采编效率，有力推动了图书馆向管理信息化、业务智能化、服务智慧化方向的发展。
3. AI馆员：智慧图书馆建设的智能体先导示范标杆
春江水暖鸭先知，企业对智能技术的感知大体走在图书馆的前面，其中尤以北京世纪超星信息技术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超星”）在智慧图书馆产品研发方面的活跃度最为显著。
早在2017年，超星就已经启动下一代图书馆智慧平台（超微/LSP）的研发。2018年，超星正式发布超微·智慧图书馆服务平台1.0；2019年，发布超微·智慧图书馆服务平台2.0，并与图书馆业界联合启动智慧图书馆建设；2020年，发布下一代图书馆智慧平台定型版——超微·智慧图书馆服务平台3.0。严格来说，直到2020年，超星发布的超微·智慧图书馆服务平台3.0也不过是数字图书馆服务平台的整合和升级换代，其人工智能技术的应用仍然处在“超微”的初级阶段。尽管如此，该服务平台仍为制定“十四五”全国智慧图书馆体系建设规划中的“运行下一代智慧图书馆管理系统”和“打造面向未来的图书馆智慧服务体系和自有知识产权的智慧图书馆管理系统”项目规划提供了前期探索和实践参考。在全国智慧图书馆体系建设规划的“下一代智慧图书馆管理系统”项目尚未完成的今天，超微·智慧图书馆服务平台3.0已被2000多个图书馆采用，成为全国智慧图书馆体系建设的有力支撑。
2024年2月，在完成1亿元算力建设的同时，超星的汇雅大模型通过国家网信办的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备案。
2024年4月16日，在福州海峡国际会展中心举办的高等教育智慧教学与课堂教学改革学术活动上，超星正式发布汇雅大模型，同步发布涵盖机器阅读、视频理解、机器翻译、数字人、内容安全检测、相似度分析、AI助教等一系列人工智能工具的AI工具箱。
2024年12月，超星汇雅大模型通过北京市委网信办的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备案。从此，超星真正迈上智慧图书馆建设的轨道，并因此迅速推动了全国智慧图书馆场景化的发展。
迄今为止，在汇雅大模型的基础上，超星已相继开发了一系列智慧图书馆应用场景产品。2025年4月，超星在全国首发的AI馆员智能体，迄今已被全国2000多个图书馆采用，成为全球图书馆界生成式AI应用最为成功和最为广泛的先导示范标杆。超星与高校图书馆合作共建的AI闻道科学导航和AI专题知识库亦成为众多高校图书馆智慧化建设中的亮点。
毋庸置疑，中国国家图书馆的主导建设、各地图书馆的自主研发和相关公司的协同开发，共同造就了“十四五”时期全国智慧图书馆体系建设的成就。其中，中国国家图书馆主导建设的全国智慧图书馆体系、广东省立中山图书馆自主研发的“采编图灵”系统和超星开发的AI馆员，堪称“十四五”时期中国智慧图书馆建设中最为亮丽的先导示范标杆。
二、图书馆采编的三次技术革命
纵观全球图书馆的发展历史，迄今为止，图书馆采编业务的发展经历了卡片目录、机读目录、都柏林核心三次重大技术革命。
1. 卡片目录：图书馆采编从自由化转向标准化的第一次手工技术革命
在19世纪中叶以前，书本式目录是世界各国图书馆普遍使用的单一目录方式，且各馆目录编制一直处于各自为政的自由化状态。19世纪中叶，由于出版物增多，书本式目录因为形式单一、更新成本高且缓慢，逐渐不适应图书馆服务的发展需要，变革随之而来。1861年，美国哈佛大学图书馆首次使用卡片目录（Card Catalog），其后各图书馆渐次仿效。由于各馆的卡片目录规格各异，1876年美国图书馆协会成立后，在图书馆学家卡特（Charles Ammi Cutter，1837—1903）和杜威（Melvil Dewey，1851—1931）等人的推动下，美国图书馆协会于1877年确定7.5cm × 12.5cm（类似3.5英寸×5英寸最小明信片规格）为目录卡片的尺寸规格，首次确立卡片目录的标准。1893年，杜威创办的专门生产图书馆标准产品、家具和设备的公司——图书馆局（Library Bureau）开始向图书馆供应目录卡片；1897年，转由美国图书馆协会继续此项工作。尽管如此，因为19世纪末卡片印刷制作甚为不易，卡片目录的推广并不广泛。1901年，美国国会图书馆开始按照7.5cm × 12.5cm的标准发行印刷目录卡片；与此同时，在图书馆局的创制和推广下，市场上陆续出现了由底座、支架、柜体、目录抽屉、导轨、抽屉手柄等部件构成的48屉、60屉、100屉等多种规格的桌式、整体式、组合式标准卡片目录柜，标准化的卡片目录迅速得以推广普及，进而成为国际通行标准。由此兴起了图书馆目录从自由化书本式目录转向标准化卡片目录的第一次手工技术革命。
20世纪初，随着新图书馆运动的兴起，卡片目录开始在中国新式图书馆普遍使用。一种文献一张同样的卡片目录，每张卡片目录以纵横线条分区，或手抄或铅印，分别著录索书号（分类号、排架号）、题名项、责任者项、出版项（出版地、出版者、出版日期、版次等）、载体形态项、丛编项、附注项、提要项等基本事项，且随着时间推移，日益精细化。卡片目录的普遍使用，使图书馆目录发生了根本性变革，同一文献的卡片目录可根据需要抄写或印刷若干张，按照分类编号、题名字顺、作者姓名字顺和主题词字顺排列，分别组成分类目录、书名目录、著者目录、主题目录四种不同类型检索入口的图书馆目录，由此形成了供大众使用的读者目录和供馆员使用的公务目录两套目录体系，既极大地方便了读者从不同途径检索馆藏图书，又极大地方便了馆员灵活编排卡片、随时更新目录和进行订购图书查重，有力地提高了图书馆的工作效率与服务水平。
卡片目录的普遍使用开启了全球图书馆目录的标准化革命，其显著变革有以下几个方面：
（1）分类标准化
1876年，杜威创制《杜威十进分类法》（Dewey Decimal Classification，DDC），其后成为美国图书馆界的分类法标准，并被135个国家和地区的20余万个图书馆采用，成为世界上历史最久且使用最广的分类法。1899年起，比利时文献学家、目录学家保罗·奥特勒（Paul Marie Ghislain Otlet，1868—1944）和亨利·拉封丹（Henri Marie La Fontaine，1854—1943），因编制世界书目的需要，在《杜威十进分类法》第5版的基础上扩充修订，1905年汇编成《世界书目手册》，1927年法文增订版改名为《国际十进分类法》（Universal Decimal Classification，UDC），其后UDC由国际信息和文献联合会（FID）统一主持修订，目前已拥有40种语言版本，成为欧洲各国图书馆的分类法标准。
20世纪初，《杜威十进分类法》传入中国后，中国图书馆界经历了从采杜、补杜、改杜、仿杜到自编新式分类法的过程。1957年，北京图书馆（现中国国家图书馆）编制出版《中小型图书馆图书分类表草案》。1975年10月，北京图书馆与中国科学技术情报研究所、各高校图书馆、各省（市、自治区）图书馆等36家单位联合编制的《中国图书馆图书分类法》（第一版）由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出版。1980年6月，《中国图书馆图书分类法》（第二版）由书目文献出版社出版，被国家标准总局正式批准为国家标准（国标发字304号文）。
（2）著者号码表
1887年，美国图书馆学家卡特创制《卡特著者号码表》（Cutter’ s Two-Figure Author Alphabetical Table），用于图书馆分类编目时区分同类图书的排列次序，通过编码规则为不同著者生成唯一标识号，以规范文献分类体系，其后世界各国依照《卡特著者号码表》纷纷创制了各国的著者号码表。1958年汉语拼音方案公布后，中国亦创制了《中文图书汉语拼音著者号码表》。著者号码表的产生使每种图书具有唯一的分类排架号（索书号），提高了图书排架和检索的准确性。
（3）主题词表
1876年，美国图书馆学家卡特制定《印刷本字典式目录规则》（Rules for a Printed Dictionary Catalog）。1898年，美国国会图书馆开始研制主题词表，1909—1914年出版第一版，题名为Subject Headings Used in the Dictionary Catalogues of the Library of Congress，1975年出版第八版，改名为Library of Congress Subject Headings（LCSH）。20世纪40年代，美国国会图书馆主题词表传入中国，但是，在1980年以前中国没有编制中文主题词表，主题卡片目录亦鲜有使用。主题词表的出现使图书馆在分类目录、书名目录、著者目录的基础上增添了主题目录，为读者提供了新的检索途径。
（4）汉字排检法
20世纪20—30年代，因为现代学术方法论的迅速兴起和卡片目录的普遍使用，中国学术界与图书馆界发起了一场旨在推广现代索引编纂与使用、推动治学方法科学化和改进汉字排检法的索引运动。在现代索引编纂与使用上，涌现了“哈佛燕京学社汉学引得”丛刊等古籍索引和大量的报刊论文资料索引、文集篇目索引、语词索引、文句索引、关键词索引、专名索引、主题索引；在汉字排检法上，改良和创新了数十种汉字字形检字法（部首法、笔画法、笔顺法、号码法等）和汉字字音检字法（注音字母顺序法和汉语拼音字母顺序法），不仅极大地提升了中文卡片目录的排检效率，而且被各类中文字典、词典广泛采用。
（5）集中编目
1925年，中华图书馆协会成立后着力推动编目标准化。1929年，国立北平图书馆（现中国国家图书馆）率先实施分类目录、书名目录、著者目录三卡制。1936年，国立北平图书馆开始实行集中编目，向全国发行标准化印刷目录卡片，开启中国图书馆界实行集中编目的先河。
1953年，北京图书馆（现中国国家图书馆）恢复集中编目工作，在北京地区发行中文图书目录卡片。1958年，北京图书馆、中国科学院图书馆、中国人民大学图书馆等单位合作，在全国第一中心图书馆委员会的统一组织领导下，先后成立中文、西文、俄文3个统一编目组，开展全国性集中编目，并且制定了《中文图书提要卡片著录条例》（1959年5月出版）。1974年，北京图书馆恢复全国中文和西文图书的编目工作，编印发行中外文图书目录提要卡片和联合目录，通过统一编目促进全国图书馆的编目标准化和资源共享；1979年，书目文献出版社出版《中文普通图书统一著录条例（试用本）》。1985年，上海图书馆开展全国连续出版物集中编目，向全国发行铅印目录卡片。集中编目极大地节省了卡片目录的编制成本，提高了卡片目录的标准化水平。
2.机读目录（MARC）：图书馆采编从标准化转向全面标准化、自动化的第二次计算机技术革命
1966年，美国国会图书馆开发MARC I，并启动机读目录（Machine-Readable Catalogue，MARC）试验计划。1968年7月MARC II格式（USMARC）推出。1969年，MARC II格式磁带正式发行，由此开启了计算机技术在图书馆应用的新时代。
继USMARC之后，世界各国纷纷开发各自的机读目录。北京图书馆于1979年开始研发中国机读目录，经过反复试验和试用，于1991年出版《中国机读目录通讯格式》（CNMARC），标志着中文文献编目进入全面标准化、自动化时代。1995年12月《中国机读目录格式使用手册》出版，1996年2月文化部发布《中国机读目录格式》（WH/T 0503—96）行业标准。2016年12月，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标准《中国机读书目格式》（GB/T 33286—2016）发布，并于2017年4月1日实施。
机读目录是计算机技术在图书馆领域成功应用的标志和图书馆自动化的里程碑，开启了图书馆目录从标准化转向全面标准化、自动化的第二次计算机技术革命和图书馆从手工操作时代转向计算机自动化时代的变革。
机读目录的普遍使用开启了全球图书馆编目标准化和自动化的革命，其显著变革有以下几个方面：
（1）机读目录的全球化
鉴于世界各国图书馆编目规则存在共性，国际图书馆协会联合会（IFLA）于1974年启动了世界书目控制（Universal Bibliographic Control，UBC）核心计划，以促进世界各国书目记录的规范和交换。鉴于各国机读目录格式不兼容，国际图书馆协会联合会主持制定并于1977年出版了《UNIMARC：通用MARC格式》，以促进世界各国机读目录的信息交换与使用，并于1983年将国际机读目录（International MARC，IM）计划纳入其核心计划，从而促进全球机读目录的发展，从此机读目录开始全球化。1986年，国际图书馆协会联合会将UBC计划和IM计划合并为UBCIM计划，全面促进机读目录的全球共享，至2003年计划终止，完成了全球机读目录标准化、自动化、全球化的历史使命。
（2）图书馆自动化集成系统
MARC的诞生使图书馆迈上了计算机自动化的发展道路，以图书馆编目自动化系统为起点，从20世纪70年代文献采购、编目、流通等单机脱机批处理系统的研发，到20世纪80年代文献采购、编目、流通、管理等图书馆业务流程联机集成系统的应用，图书馆自动化集成系统迅速成为图书馆现代化的标志，机读目录和联机公共检索目录（Online Public Access Catalog，OPAC）开始逐渐取代卡片目录。经过各国的竞相开发和数十年的迭代，图书馆自动化集成系统日臻完善，一直是图书馆的现代化标配。时过境迁，图书馆自动化集成系统作为图书馆现代化的标志意义今不如昔，但是，仍然是图书馆管理服务不可或缺的基石和当今图书馆网络平台与智慧平台的重要支柱。
（3）著录规则标准化
鉴于二战后国际文献交流激增和英美两国编目规则体系的整合需求，1967年，IFLA制定了新版《英美编目条例》（Anglo-American Cataloguing Rules，AACR1）。1978年，美国图书馆协会、美国国会图书馆、英国图书馆协会、英国国家图书馆、加拿大编目委员会联合制定的《英美编目条例》第二版（AACR2）出版。
根据1969年哥本哈根国际编目专家会议精神，20世纪70年代，国际图书馆协会联合会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UNESCO）开始联合制定《国际标准书目著录》（International Standard Bibliographic Description，ISBD），规定书目著录项目顺序、标识符号使用规则，从而使不同来源数据之间的交换成为可能，使各国可以跨越语言障碍识别书目记录，使书目数据转换为电子格式更为容易。其后，国际图书馆协会联合会陆续制定和颁布了《国际标准书目著录》的总则（G），以及专著（M）、连续出版物（S）、地图资料（CM）、非书资料（NBM）、乐谱（PM）、古籍（A）、分析著录（CP）、计算机文件（CF）、电子资源（ER）等一系列各类型文献编目的国际著录标准。2011年7月，《国际标准书目著录》正式推出统一版本，国际标准书目著录达到至善。
1979年11月，根据国际标准化组织（ISO）第46技术委员会（ISO/TC 46）的组织框架，中国成立相对应的全国文献工作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其后，在北京图书馆的主导下，在翻译引进《国际标准书目著录》的同时，开展中国文献著录规则国家标准的研制，自1983年起，在《全国文献目录著录标准（总则）》（建议稿）的基础上，陆续制定和颁布了一系列与ISBD对应的GB 3792系列总则、普通图书、连续出版物、非书资料、档案、地图资料、古籍，以及《检索期刊条目著录规则》（GB 3793—83）、《文后参考文献著录规则》（GB 7714—87）等国家标准。其后，根据相关规定对上述国家标准进行了适时修订。1996年，编制出版《中国文献编目规则》，2005年修订出版《中国文献编目规则（第二版）》，中国文献编目规则的国家标准化达到至善。
（4）在版编目标准化
1971年，美国国会图书馆开始制定在版编目（Cataloging in Publication，CIP）计划，其后许多国家纷纷开始相关尝试。1986年，国际图书馆协会联合会编制出版了《在版编目准则》和《在版编目推荐标准：在版编目数据表和图书在版编目记录》。1991年，国际标准化组织颁布第二版《图书书名页》（ISO 1086：1991）国际标准。
1986年，中国开始进行在版编目试验。1990年，中国国家技术监督局批准颁布了《图书书名页》（GB 12450—90）和《图书在版编目数据》（GB 12451—90）两项强制性国家标准，确立了在图书出版过程中对图书进行集中编目的数据权威性、准确性、统一性、严肃性、通用性、完全性和规范性，实现了与国际标准相对接的中国图书在版编目标准化，极大地改变了传统的图书分编方式，有效提高了图书馆原编目录的效率和准确性。其后，经过修订，2023年9月《图书在版编目数据》（GB/T 12451—2023）正式发布，自2024年4月1日起正式实施。
（5）联机编目
机读目录的创制催生了图书馆计算机编目系统，图书馆计算机编目系统的发展催生了图书馆自动化集成系统，而图书馆自动化集成系统的发展催生了联机编目。
1967年，美国俄亥俄州54所大学共同创建非营利的图书馆会员制合作组织——俄亥俄大学图书馆中心（Ohio College Library Center，OCLC）。其后，OCLC开始实施计算机联机联合编目，从州内发展到全美，乃至全世界，名称亦相应更改为联机计算机图书馆中心（Online Computer Library Center，OCLC），成为全球最大的非营利性图书馆合作组织。时至今日，OCLC不仅提供全世界最具综合性的世界书目数据库WorldCat和大型多学科数据库平台FirstSearch两个核心数据库产品，而且提供涵盖图书馆管理、资源共享、资源发现等全方位产品与服务。
1997年10月，中国国家图书馆牵头成立全国性非营利机构——全国图书馆联合编目中心，旨在通过联机联合编目整合各级各类图书馆资源，实现书目数据共建共享，降低成员馆编目成本，提升数据标准化水平。全国图书馆联合编目中心采用“中心—分中心—成员馆”三级管理模式，已设立31个省级分中心和1个少儿分中心，成员图书馆超过3100个，服务范围覆盖全国各级图书馆及部分海外机构。
1998年，教育部启动中国高等教育文献保障系统（China Academic Library and Information System，CALIS）项目建设，在共建、共知、共享的原则下，建立了覆盖全国各类各级高校的文献保障服务系统。截至2023年6月30日，CALIS联机合作编目中心建设了覆盖各个学科和180多个语种的联合目录数据库，以及西文期刊目次数据库。
（6）卡片目录的终结
图书馆自动化集成系统和联机编目的迅速发展，使卡片目录的功用日渐式微。20世纪末，互联网的兴起促使图书馆迅速从计算机自动化转向网络化，卡片目录开始退出历史舞台。
2005年，中国国家图书馆正式终止卡片目录的发行与服务，全面转向机读目录（MARC）和联机公共检索目录（OPAC）。
OCLC自1971年开始为各大图书馆制作共享卡片目录，累计达19亿张；1985年卡片制作最高峰时期达到1.3亿张，平均每周邮寄出8吨重的卡片。因为联机编目的普及，卡片目录的需求逐年下降，2015年10月1日，OCLC发布官方新闻声明，决定印制最后一张卡片，卡片目录大规模制作时代到此结束。
3.都柏林核心（DC）：图书馆采编从自动化转向数字化的第三次数字技术革命
20世纪90年代，随着互联网的迅速兴起普及，数字资源飞速增长，描述数据的数据——元数据（Metadata）随之而生。
1995年3月，OCLC和美国国家超级计算应用中心（National Center for Supercomputing Applications，NCSA）在OCLC总部所在地美国俄亥俄州都柏林市联合举办研讨会，邀请图书馆员和计算机专家，共同研讨创建一套描述网络上电子文件的规则，启动都柏林核心元数据创制（Dublin Core Metadata Initiative，DCMI）。1996年9月，OCLC正式推出用于描述网络信息的元数据集——都柏林核心（Dublin Core，DC），包含15个核心元素。现元素名称为：名称（Title）、创建者（Creator）、主题（Subject）、描述（Description）、出版者（Publisher）、贡献者（Contributor）、日期（Date）、类型（Type）、格式（Format）、标识符（Identifier）、来源（Source）、语种（Language）、关联（Relation）、时空范围（Coverage）和权限（Rights），以支持跨平台元数据交换。
1997年，万维网联盟（W3C）发布《资源描述框架》（Resource Description Framework，RDF）。1998年，都柏林核心被因特网工程任务组（Internet Engineering Task Force，IETF）采纳为RFC 2413标准。2001年，都柏林核心成为美国国家标准ANSI/NISO Z39.85—2001，并于2007年修订为Z39.85—2007；2003年，都柏林核心正式成为国际标准，《信息与文献 都柏林核心元数据元素集》（ISO 15836：2003）发布，并于2009年修订为ISO 15836：2009。其后，都柏林核心被许多国家标准机构认可并接纳为正式标准，广泛应用于世界各国的数字图书馆。
进入21世纪以后，我国相继制定了《信息资源核心元数据》（GB/T 26816—2011）、《网络资源元数据规范》（WH/T 50—2012）、《中国机读书目格式》（CNMARC）（GB/T 33286—2016）、《信息与文献 资源描述》（GB/T 3792—2021）（新版ISBD中国化）等通用基础国家或行业标准，普通中文图书/电子图书、学位论文、古籍、多媒体、数字资源长期保存等元数据国家标准，以及CALIS的图书、学位论文等元数据规范。
都柏林核心（DC）的普遍使用开启了全球图书馆编目数字化的革命，其显著变革有以下几个方面：
（1）关联数据迅速崛起
1998年，国际图书馆协会联合会发布《书目记录的功能需求》（Functional Requirements for Bibliographic Records，FRBR），FRBR模型通过实体关系的层次化展示优化OPAC系统书目检索功能，推动了资源管理模式从平面式向立体化转型。FRBR出版以后，对传统的图书馆编目规则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国际标准书目著录》（ISBD）、《国际编目原则声明》（Statement of International Cataloguing Principles）、《英美编目条例》（AACR）等随之进行了相应修订。
（2）机读目录日渐式微
以都柏林核心（DC）为主的数字图书馆元数据标准的颁布和广泛应用，使得机读目录的地位日渐式微。
2013年，美国国会图书馆发布基于关联数据与语义网技术、替代MARC的下一代书目格式《书目框架》（BIBFRAME）。2016年，美国国会图书馆启动《书目框架2.0》（BIBFRAME 2.0）替代MARC21的进程，从而使图书馆数据能更好地适应互联网环境，实现数据的关联共享与语义化描述。尽管如此，在图书馆业务中，文献编目仍然是图书馆自有的核心技术方法，是永不凋谢的图书馆之花，机读目录数据仍然是揭示馆藏最为优质的元数据。
（3）图书馆现代技术全面外化
随着互联网和数字资源的飞速发展，图书馆主导纸质信息资源技术研发的地位日渐式微，拥有数字资源版权的数据商、系统商、网络平台商等开始主导数字信息资源的技术研发，图书馆开始沦为数字信息资源技术的购买者和使用者。图书馆现代技术的全面外化和商业化，不仅使图书馆采编业务逐渐失去图书馆业务的核心地位，使图书馆主导图书馆技术方法研发的角色去中心化，而且使图书馆学界的现代技术研究日益空心化、虚幻化，沦为堆积如山的学术垃圾场。
三、“采编图灵”：图书馆采编从数字化转向智慧化第四次人工智能技术革命的先导
“采编图灵”作为一套将基于神经网络技术的人工智能图像处理模型、多轴工业机器人技术及机器视觉技术融合为一体、专门用于图书馆图书采分编业务的智能化操作与数据收集的大型综合性软硬件系统，主要由以下两个部分构成：
第一部分，系统硬件模组。系统硬件模组全长55 米，占地面积约300 平方米，由13 台六轴工业机器人、18 套机器视觉相机、102 套伺服控制系统、345套光电传感器组成4个系统模组，在基于神经网络技术的人工智能模型下，通过高速工业总线连通至专用中央域控制系统，实现图书全流程实时跟踪和计算、全系统的统一调度和协同作业。4个系统模组如下：①由单本分离、姿态调整、剔除、翻转、图像采集、图书封底打印与粘贴、内页处理、题名页处理8个模组构成的图书自动化加工子系统；②由立库、翻书机2个模组构成的图书编目无纸化子系统；③由馆藏加工、分拣和图书单本分离3个模组构成的图书典藏加工及自动分拣子系统；④由3D 模型构建、数字化后台运行、图像处理与可视化、无纸编目可视化、系统运行数据统计分析5个核心组成部分构成的可视化数据统计分析子系统。
第二部分，应用软件系统与接口。应用软件系统与接口具体包括系统管理、到货管理、编目管理、加工管理、分拣管理、系统控制6个子系统和1个与图书馆自动化系统连接的接口，作为“采编图灵”系统运行的技术基础，它们控制着图书验收、编目、加工及馆藏分拣、交接全流程的数字化、智能化管理。
“采编图灵”的开发应用，不仅开启了全球图书馆智慧化革命的先河，而且集图书馆采编三次技术革命之大成，成为图书馆采编从数字化转向智慧化第四次人工智能技术革命的先导，其显著变革有以下几个方面：
（1）图书馆采编业务全流程的自动化机器作业
“采编图灵”以自动化机器作业替代传统人工作业，实现了从书商发货到新书上架，包括书商送货单导入、新购图书信息的图像自动采集、新购图书的自动验收、财产登记条码的实时打印粘贴、馆藏章的自动钤印、书目数据的自动套录、著者编码的自动取号、索书号彩色标签的自动打印粘贴等全流程的自动化、信息化和智能化管理与机器作业，首次实现了数千年来以采编技术为核心的图书馆业务从传统人工作业到自动化机器作业的转变。一方面，这种转变实现了从20世纪图书馆员承担编目完全责任，到21世纪图书馆员与馆配商共同承担编目责任，再到如今机器作业完全取代图书馆员编目的第三次蝶变，有利于节省图书馆人力资源，提高图书馆的业务效率，充分体现了科学技术推动图书馆发展和赋能图书馆的发展规律。另一方面，这种转变亦给极具专业精神的编目馆员带来了不同程度的专业失落感和职业危机。十分难能可贵的是，广东省立中山图书馆的采编馆员团队勇于自我革命，率先探索和实现了以采编机器作业替代采编人工作业。事实证明，广东省立中山图书馆作为全国联合编目中心广东省分中心，这种自我革命，不仅顺应了势不可挡的人工智能技术与社会发展潮流，极大地提高了采编效率，进一步巩固了全国联合编目中心分中心地位，而且使采编馆员成为采编机器作业的驾驭者，而不是被奴役者，进一步提升了采编馆员的专业技能和服务水平。这种自我革命充分证明：科学技术的发展从来都不是图书馆的终结者，而是图书馆向更高层次迈进的推动者；一切因科学技术发展而产生的焦虑都是杞人忧天；唯有积极拥抱新技术，勇于探索新技术的应用，才能与时俱进，从而从辉煌走向新的辉煌。
（2）图书馆采编技术全流程的智慧化系统集成
“采编图灵”采用将人工智能图像处理模型、多轴工业机器人技术、机器视觉技术以及图书馆数字化、网络化采编技术融合为一体的方式，将现代图书采编流程中图书实物人工流转与图书数据系统流转双轨并行的方式合二为一，实现了“图书流转”与“数据流转”并轨，并以“数据流转”为核心的图书馆采编工作模式转型，不仅促进了图书信息的自动化采集和加工处理，而且实现了采购订单的自动验收、书目数据的自动套录、原始编目图书的无纸化编目和编目之后的自动加工处理及分拣，使日渐式微的图书馆联机编目和图书馆自动化集成系统在人工智能时代展现了蓬勃生机，绽放了与时俱进的专业之花。
（3）智慧图书馆应用场景的先导范例
智慧图书馆的建设涉及图书馆采编、典藏、借阅、管理、资源多个方面的智慧化。就采编、典藏、借阅、管理而言，其智慧化的对象大体上是以图书为主的实体。21世纪以来，因为无线射频识别技术（RFID）和自动分拣、自动传输、自动典藏等技术在图书馆的普遍应用，建立在数字化、网络化技术基础上的自动化典藏系统（包括图书传送机器人、图书盘点整架机器人等）、自助借还图书系统、图书馆自动化集成系统已日臻完善，唯独采编一直处于图书馆业务机器自动化的盲区。“采编图灵”不仅填补了图书馆采编业务机器自动化的空白，完成了以图书为主的图书馆实体业务采编、典藏、借阅、管理全流程机器自动化的最后一块拼图，而且后来居上，在整合图书分拣与传输等自动化技术的基础上，率先迈上智慧化的轨道，成为智慧图书馆应用场景的先导典范。
当下智慧图书馆建设的焦点和重点在于图书馆数字资源的智慧化，AI馆员、AI科学导航和AI知识库的兴起，凸显的是图书馆的资源智慧化和服务智慧化。“采编图灵”和AI馆员的创新发展，开启了图书馆内部业务和用户服务智慧应用场景交相辉映的新局面。
四、“采编图灵”的推广应用与发展前景
21世纪以来，广东省图书馆界秉承改革开放、先行先试、示范引领的广东文化传统，不仅在倡导和践行平等、开放、免费、共享等现代图书馆理念上一直引领中国图书馆，特别是公共图书馆的发展潮流，而且在图书馆技术创新上同样一直引领中国图书馆的发展潮流。从深圳图书馆的ILAS图书馆自动化集成系统、24小时城市街区自助图书馆，到广东省立中山图书馆的“采编图灵”，无不改变和推动着21世纪中国图书馆发展的历史进程。
“采编图灵”，自2023年8月正式全线运行迄今不过3年光景，作为引领全球图书馆智慧化发展的中国图书馆界第一个采分编科技创新项目，已先后获得文化和旅游部“智慧图书馆创新应用优秀案例”、文化和旅游部与工业和信息化部“全国文化和旅游装备技术提升优秀案例”等荣誉，获得中央电视台、中国新闻网、新华社、《人民日报》、《南方日报》、《羊城晚报》、《广州日报》等电视媒体、网络媒体、报纸媒体的广泛宣传报道，受到海内外的广泛关注。毋庸置疑，这是对以时任馆长王惠君研究馆员为首的广东省立中山图书馆研发团队的充分肯定和高度赞扬。“采编图灵”研发团队的自我革命勇气、创新精神和集体智慧，值得赞扬，值得铭记！
“采编图灵”开创了中国图书馆采编智慧化的创新发展道路，成为中国图书馆界学习借鉴的榜样。2025年12月，首都图书馆与相关公司联合研发的包括采访、验收、AI自动编目、RFID加工、对接立体智能书库入库全模块的“智捷”智慧采编系统在北京城市图书馆全链路落地应用，在智慧图书馆采编应用场景建设上与广东省立中山图书馆“采编图灵”南北呼应。在不远的将来，“采编图灵”或许可以引发中国图书馆采编智慧化的蝴蝶效应，进而推动全国乃至全球图书馆采编智慧化的发展。
如今，在方家忠馆长和潘咏怡副馆长的指导下，广东省立中山图书馆“采编图灵”项目的研发与应用团队成员，包括决策规划者、实施组织者、运营执行者和建设参与者，齐心协力，共同编撰完成了《智慧图书馆的广东实践——“采编图灵”建设与发展》一书，的确可喜可贺。全书分上篇“守正与挑战：‘采编图灵’建设背景”，中篇“机遇与创新：‘采编图灵’建设历程”，下篇“重组与超越：‘采编图灵’建设总结”，共3篇11章和附录，洋洋洒洒数十万言。全书以十分详尽的文字和图表系统记述“采编图灵”项目的缘起、规划、建设、运行、维护，全面阐述“采编图灵”全面上线后广东省立中山图书馆采编业务的流程重构、效益评价、经验总结，条分缕析，深入浅出，充分展现了广东省立中山图书馆同人的专业精神和学术水平。尤其重要的是，这本著作既全面公开展示了“采编图灵”智慧创新的框架结构与技术路线，可资图书馆采编业务智慧化的进一步技术创新参考、学习、借鉴，又详细阐述了应用采编图灵后图书馆业务的深刻变化，生动展现了广东省立中山图书馆自我革命、先行先试的探索精神和图书馆员守正创新的专业精神，可资人工智能时代图书馆界参考、学习、借鉴。广东省立中山图书馆同人这种独辟蹊径承古道、但开风气不为师的精神，的确可敬可佩！
今后，广东省立中山图书馆若能百尺竿头更进一步，推动“采编图灵”系统商业化、小型化和市场化，那么，“采编图灵”的推广应用必将一花引来万花开，中国图书馆采编业务的智慧化革命势必到来。
是为序。
2026年6月6日
于广州大学城中山大学竹帛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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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 录
上篇 守正与挑战：“采编图灵”建设背景
第一章 “采编图灵”：智慧图书馆趋势下的主动探索 （ 3 ）
第一节 智慧图书馆的国内理论研究概述 （ 5 ）
第二节 “采编图灵”建设的外部环境与政策背景 （ 8 ）
第三节 “采编图灵”：图书馆采编业务的智慧化探索 （ 10 ）
第二章 图书馆文献采编业务发展历程 （ 17 ）
第一节 国外图书馆文献采编业务发展历程 （ 17 ）
第二节 国内图书馆文献采编业务发展历程 （ 27 ）
第三章 广东省馆中文采编业务总览 （ 33 ）
第一节 广东省馆采编业务历史沿革 （ 33 ）
第二节 广东省文献编目中心的发展 （ 40 ）
第三节 智慧图书馆时代采编业务探索 （ 43 ）
中篇 机遇与创新：“采编图灵”建设历程
第四章 “采编图灵”项目启动与总体规划 （ 49 ）
第一节 项目启动背景与初衷 （ 49 ）
第二节 “采编图灵”建设过程概述 （ 64 ）
第三节 “采编图灵”建设成果 （ 69 ）
第五章 “采编图灵”系统模组详解 （ 72 ）
第一节 图书自动化加工子系统 （ 74 ）
第二节 图书编目无纸化子系统 （ 82 ）
第三节 图书典藏加工及自动分拣子系统 （ 85 ）
第四节 可视化数据统计分析子系统 （ 89 ）
第六章 “采编图灵”应用软件系统与接口 （105）
第一节 系统管理子系统 （106）
第二节 到货管理子系统 （107）
第三节 编目管理子系统 （120）
第四节 加工管理子系统 （131）
第五节 分拣管理子系统 （146）
第六节 系统控制子系统 （158）
第七节 “采编图灵”系统接口 （160）
第七章 “采编图灵”优化与运维 （169）
第一节 系统优化工作 （169）
第二节 系统运维工作 （182）
下篇 重组与超越：“采编图灵”建设总结
第八章 “采编图灵”重构采编业务 （189）
第一节 采编业务流程重构 （190）
第二节 采编业务效能提升 （196）
第九章 “采编图灵”效益评价体系 （201）
第一节 理论引进和要素分析 （202）
第二节 指标体系构建及分析 （206）
第十章 “采编图灵”建设经验总结 （217）
第一节 政策引领：驱动智慧图书馆创新发展 （217）
第二节 人才支撑：铸就卓越执行力 （219）
第三节 创新互补：突破与渐进协同并进 （220）
第四节 理念坚守：守正与创新的理性平衡 （222）
第五节 效能法则：二八定律的实践应用 （223）
第六节 权责平衡：知识产权保护与数字化利用 （225）
第七节 需求驱动：以问题为导向的变革逻辑 （227）
第八节 品牌塑造：推广策略与实践路径 （230）
第十一章 “采编图灵”与采编的未来 （235）
第一节 “采编图灵”对采编业务的革新 （235）
第二节 面向未来的书目中心 （238）
附 录 （245）
附录一 “采编图灵”媒体报道汇编 （245）
附录二 “采编图灵”荣誉榜 （246）
附录三 “采编图灵”接待业界同行调研摘录 （251）
从“0”到“1”的跨越：智慧图书馆探索之“采编图灵”的建设与发展
（代后记）（256）
■ 文章来源：国家图书馆出版社图书馆学编辑室
供稿 | 张亚娜 编辑 | 刘思宇
监制 | 张颀
审核 | 弘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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