晋国是先秦时期最重要的诸侯国之一。它从周成王“桐叶封弟”分封叔虞于唐地起步，领地最初不过“河汾之东，方百里”。经过曲沃代翼的权力重组，到晋献公“并国十七，服国三十八”，再到晋文公城濮之战称霸中原，晋国成为春秋时期最强大的诸侯国。然而，正是这个持续称霸百余年的强国，最终被自己的卿大夫瓜分。晋国的兴亡不是简单的“明君则兴、昏君则亡”，其根因在于一条贯穿始终的制度裂痕：公族被系统性削弱之后，异姓卿族填补了权力真空，最终取代了公室本身。
一、桐叶封弟与早期晋国
周武王灭商之后不久便去世了。年幼的成王即位，由周公旦摄政。此时唐国发生叛乱，周公出兵灭唐。成王与弟弟叔虞玩耍时，削下一片桐叶做成珪的形状递给叔虞，随口说了一句：“以此封若。”意思是拿这个封你。史佚在一旁听到了，便请成王择日册立叔虞。成王说自己只是开玩笑，史佚回答：“天子无戏言。言则史书之，礼成之，乐歌之。”于是成王便把唐地封给了叔虞，这就是晋国的起点。
这段记载出自《史记·晋世家》。桐叶封弟的故事是否完全属实，后世有争议，但它至少说明了两个事实：一是晋国出自周王室，叔虞是周武王的儿子、成王的弟弟，属于姬姓宗室；二是始封之地在唐，即今山西南部汾水、浍水一带。
《左传》定公四年对叔虞的始封有更具体的记载：“分唐叔以大路、密须之鼓、阙巩、沽洗，怀姓九宗，职官五正。命以《唐诰》而封于夏虚，启以夏政，疆以戎索。”这段文字透露了几个关键信息。叔虞受封时得到了大路车、密须之鼓等礼器，以及“怀姓九宗”这批人口。周王室给他的治理方针是“启以夏政，疆以戎索”，意思是在夏人故地沿用夏人的治理方式，在与戎狄接壤的区域则采用戎狄的习惯法来划定疆界。这说明晋国从诞生之日起就处在一个多族群杂处的环境中，它的统治方式从一开始就必须灵活务实，不能完全照搬周室的礼制。
叔虞死后，他的儿子燮父继位。《竹书纪年》记载燮父迁都到晋水旁，并将国号从“唐”改为“晋”。公簋铭文中“王命唐伯侯于晋”的记载，证实了这次迁徙和国号变更发生在西周早期。
从燮父到晋穆侯，晋国经历了约十位国君。这一时期晋国在文献中记载很少，大体上是一个普通的诸侯国，地处河汾之间，周围戎狄环伺，国力并不突出。西周时期的晋国虽然不算特别强盛，但已经积累了相当的实力。真正改变晋国命运的大事，发生在西周晚期，史称“曲沃代翼”。
二、曲沃代翼：小宗夺权与公族危机
晋穆侯去世后，他的弟弟殇叔夺取了君位，太子仇被迫出逃。几年后太子仇杀回来推翻殇叔，成为晋文侯。文侯去世后，他的儿子昭侯继位。昭侯元年（公元前745年），将自己的叔叔成师封在曲沃。这个决定在当时看似平常，实则埋下了晋国此后数十年内乱的根子。
曲沃的城池规模远大于晋国都城翼。成师被封在曲沃后，被称为曲沃桓叔。他“好德”，很得人心，声望渐渐超过了在翼城的晋君。《史记·晋世家》记载“曲沃邑大於翼”，说明曲沃从一开始就具备了挑战公室的条件。晋国大夫师服在册封当时就指出，臣下封邑比君王首府面积还大，不符礼制，可能是将来的祸患。
从公元前745年桓叔受封曲沃开始，晋国开启了长达67年的大宗与小宗争立。小宗曲沃一系祖孙三代逐杀了大宗翼城五位国君，最终取而代之。这段漫长内战的细节在《左传》中散见于多处，拼合起来可以看到一个清晰的递进过程。
桓叔去世后，儿子鱓继位，是为曲沃庄伯。庄伯继续与翼城的晋君对抗。晋大臣潘父杀死了昭侯，想迎立曲沃桓叔，但桓叔进入翼城后又被晋人赶了回去。此后几十年间，曲沃与翼城的斗争反复拉锯。翼城的晋君先后有孝侯、鄂侯、哀侯、小子侯、侯缗，而曲沃方面则经历了桓叔、庄伯、武公三代人。鲁隐公五年，曲沃庄伯联合郑人、邢人伐翼，周王室甚至派尹氏、武氏助战，翼侯被迫出奔随地。但不久曲沃叛周，周王又命虢公伐曲沃，立哀侯于翼。
到曲沃武公时，局面终于明朗。公元前678年，武公出兵攻杀了晋侯缗，彻底吞并了翼城公室。他把从晋国掠夺来的宝器全部献给周釐王，周釐王接受了贿赂，正式册命曲沃武公为晋国国君，列为诸侯。《左传》庄公十六年记载：“王使虢公命曲沃伯以一军为晋侯。”曲沃武公从此成为合法的晋国国君，晋国历史进入了“新晋国”阶段。
曲沃代翼的实质是小宗取代大宗。按照周朝的宗法制度，国君之位应由嫡长子一系继承，曲沃这一支属于小宗。小宗通过武力夺取政权，并最终获得周天子认可，这件事本身就是对宗法秩序的一次重大冲击。周天子自己率先违背了嫡长子继承制的原则，承认了武力夺权的合法性。有学者指出，“曲沃代翼”是晋国从侯到霸的转捩点，也是周代从王政走向春秋霸政的标志性事件。代翼前主要奉行周室侯职的“旧晋国”与代翼后积极践行霸政的“新晋国”是晋国历史发展中截然不同的两个阶段。
更关键的是，曲沃代翼的过程极其残酷，翼城一系的公族几乎被赶尽杀绝。曲沃桓叔、庄伯的后代在吞并大宗的过程中立下了战功，分封得到了大片土地，形成了“桓、庄之族”。这些公族成员依仗先辈的功勋，在晋国颇有势力。但他们和献公同宗，后裔众多，对国君构成了新的威胁。这为后来晋国“公族不昌”的局面埋下了伏笔，也为晋献公大规模清除公族提供了前车之鉴。
三、献公扩张与公族自残
公元前677年，曲沃武公死，儿子诡诸继位，是为晋献公。献公是晋国历史上具有转折意义的君主。他在位26年，将晋国从一个偏居一隅的诸侯国，扩张为春秋前期的强国。
献公即位之初面临的首要问题，是曲沃桓叔和庄伯的后代对他的威胁。这些公族成员依仗先辈的功勋，在晋国颇有势力，后裔众多。士蒍为献公确立了“三步走”的战略方针，并亲自投身其间。士蒍告诉献公，桓、庄之族与富氏多有仇隙，让献公不断为富氏公子加官进爵，自己则深入桓、庄诸公子中散布富氏的坏话。桓、庄诸公子被离间成功，以为富氏背叛了他们，群起将富氏赶出了晋国。离间走了富氏之后，士蒍继续与桓、庄诸公子打成一片，迅速锁定下一个目标，寻找借口蛊惑众公子出兵屠杀了游氏二公子。随后，士蒍进一步唆使众公子们杀尽游氏全族，以建都为由将游氏的封地聚城加以修筑，动员桓、庄之族的子弟全部集中到聚城居住后，让献公突然发兵围攻。桓、庄之族几被杀尽，残存者逃往虢国。
士蒍帮晋献公差不多将本家四代的公族统统杀光。与此同时，献公还推行了“尽逐群公子”的政策，将公室子弟驱逐出国，不让他们留在晋国参与政治。这一政策的后果极其深远。晋国从此没有了强大的公族力量来拱卫国君，国君在需要支持的时候，只能依靠异姓大夫。有学者指出，“无公族”的局面给了异姓卿大夫绝佳的进身空间。
解决内患之后，献公开始对外扩张。他先后攻灭了骊戎、耿国、霍国、魏国等国，又击败了狄戎。史称其“并国十七，服国三十八”。其中最具战略意义的是假途伐虢。
晋国想要攻打虢国，但中间隔着虞国。献公派荀息出使虞国，以屈产良马和垂棘之璧贿赂虞公，请求借道。虞国大夫宫之奇看出了其中危险，他对虞公说：“虢，虞之表也。虢亡，虞必从之。”意思是虢国是虞国的屏障，虢国灭亡，虞国必然跟着灭亡。虞公不听。晋军借道虞国攻灭虢国后，回程时顺势灭了虞国。假途伐虢成为春秋时期军事谋略的经典案例。值得注意的是，士蒍在献公决心伐虢时曾进谏“且待其乱”。他认为虢公凶残而无德，不体恤百姓，是不会得到拥戴的。虢国战乱不止，且屡屡侥幸战胜，以虢公之骄必然会舍弃他的百姓，至于“无众而后伐之”，即使他要抵抗，民众还有谁跟随呢？献公从其言，听任虢公在不断的战争中消耗国力，最终等了九年后才依荀息之谋假道灭虢。
然而献公晚年在继承问题上犯下大错。他宠爱骊姬，想立骊姬之子奚齐为太子。骊姬设计陷害太子申生，迫使申生自杀。献公的另外两个儿子重耳和夷吾也被迫出逃。这就是“骊姬之乱”。献公去世后，晋国陷入内乱。里克先后杀掉奚齐和卓子，荀息自杀。晋国的君位在短时间内反复更迭。
夷吾在秦穆公的支持下回国即位，是为晋惠公。惠公即位后背信弃义，在秦国发生饥荒时拒绝卖粮，导致秦晋之间爆发韩原之战。前645年，秦穆公率军伐晋，九月壬戌，两军战于韩原，晋军大败，晋惠公被俘。
韩原之战后，晋国为了恢复国力，进行了一次重要的制度改革。晋惠公被俘后，派郤乞回国，与瑕吕饴甥商议。《左传》僖公十五年记载：“晋侯使郤乞告瑕吕饴甥，且召之。子金教之言曰：朝国人而以君命赏，且告之曰：孤虽归，辱社稷矣。其卜贰圉也。众皆哭。晋于是乎作爰田……晋于是乎作州兵。”
“作爰田”是土地制度的改革。历来注家对其解释不一。有说“分公田之税应入公者，爰之于所赏之众”的，有说“为易田之法，赏众以田”的，也有说“以田出车赋”的。比较主流的看法是，爰田制改变了井田制下土地定期重新分配的传统，将土地固定分配给耕种者，使耕者“自爰其处”，不再定期换土易居。这实际上是在承认土地占有事实的基础上，重新确认了土地分配关系，以此来稳定人心、恢复生产。
“作州兵”则是兵制改革。“州”在晋国是安置归服戎狄的特殊行政单位。作州兵即允许归服晋国的戎狄担任战斗人员，以补充韩原之战中晋国折损的人员与武器。《左传》说此后“甲兵益多”。这意味着晋国打破了“野人不能当兵”的传统限制，将兵源扩大到了原先不参与作战的群体。这一改革的深远影响在于，它进一步削弱了以公族为核心的传统军制，为后来异姓卿族掌握武装力量打开了通道。
晋惠公去世后，其子晋怀公继位，与秦国关系进一步恶化。最终，流亡在外十九年的重耳在秦穆公的支持下回国即位，是为晋文公。
四、晋文公称霸与卿族政治的起点
重耳流亡十九年，先后到过狄、卫、齐、曹、宋、郑、楚、秦等国，备尝艰辛。他在楚国时，楚成王问如果他回到晋国执政，将如何报答楚国。重耳回答：“若以君之灵得反晋国，晋楚治兵，遇于中原，其辟君三舍。”意思是如果晋楚两军在中原相遇，我将退避三舍，即退让九十里。楚成王认为重耳“广而俭，文而有礼”，其从者“肃而宽，忠而能力”，断定他必将得国。
前636年，重耳回国即位。此时他已经62岁，但很快展现出卓越的政治才能。他首先着手重建国家秩序。前633年，晋文公在被庐举行大蒐。大蒐是一种兼具军事演习和礼制展示功能的盛大阅兵。《左传》僖公二十七年记载：“于是乎蒐于被庐，作三军。谋元帅。赵衰曰：郤縠可。臣亟闻其言矣，说礼乐而敦诗书。”
晋文公将原有的二军扩充为上、中、下三军，每军设将、佐各一人，合称六卿。中军将同时是执政卿，掌握国政。三军六卿的设置，表面上是军事编制，实际上确立了卿族参与国家最高决策的制度框架。郤縠被任命为中军将，“以为大政”，狐偃、赵衰、先轸等人也都位居要职。
晋文公还“作执秩之官，为被庐之法”。执秩是掌管爵秩的官职，被庐之法则是关于官员职责和贵族等级秩序的法令。这套法令的核心是“尊尊”，确立了“公食贡，大夫食邑，士食田”的经济分配制度，并设立执秩之官明确官职尊卑。有学者指出，被庐之法“任用公族近亲担任要职，异姓贵族仅居边缘职务”。但实际情况远比这条概括复杂，晋文公任用的六卿中，赵衰、狐偃、先轸等人并非公族近亲，而是跟随他流亡多年的异姓大夫。晋文公的做法在当时有其合理性，毕竟他的公族兄弟大多已被献公清除，他需要依靠这些异姓力量来治理国家。但这同时意味着，晋国的政治权力开始系统性地向异姓卿族转移。
在人事安排上，晋文公展现出了善于纳谏的品质。城濮之战前，先轸提出“报施救患，取威定霸，于是乎在矣”的战略判断，又献计“使宋舍我而赂齐、秦，藉之告楚”，通过外交手段将齐、秦拉入晋国阵营。狐偃则提出伐曹、卫以调动楚军的方案。这些异姓大夫的谋略在城濮之战中发挥了决定性作用。
前632年，晋楚之间爆发城濮之战。战前，晋文公履行了“退避三舍”的承诺，主动后退九十里。晋军退了三舍，楚军将士想要停止追击，但主帅子玉不肯。四月戊辰，晋楚在城濮交战。楚军大败，子玉率残部败退楚国。这场战役确立了晋国在中原的霸权，晋文公被周襄王正式策命为“侯伯”，即诸侯之长。城濮之战后，晋文公在践土会盟诸侯，周天子亲自出席。晋国的霸业由此奠定。
然而，就在霸业最盛的时期，卿族势力的种子也同时被种下了。三军六卿制将卿大夫的军事权力制度化了。每一任中军将都掌握国政，而中军将的职位在晋文公去世后逐渐形成了由几家大族轮流担任的惯例。赵衰在清原之蒐中被任命为卿，他“三让”的举动被晋文公称赞为“不失义”，但赵衰的辞让并没有阻止赵氏在后来成为晋国最强大的卿族之一。狐偃去世后，其子狐射姑继承卿位，赵衰之子赵盾也在晋襄公时期进入六卿之列。卿族的世袭化趋势，从文公去世后不久就开始了。
五、卿族坐大与公室衰微
晋文公去世后，晋国的霸业在襄公、灵公、成公、景公、厉公、悼公几代国君手中延续。与此同时，卿族的势力持续膨胀。
晋襄公去世后，赵盾以中军将的身份主持国政，甚至可以决定国君的废立。赵盾是赵衰之子，他在晋襄公七年被任命为中军将。当时狐射姑将中军，赵盾佐之。阳处父从温地回来，改在董地重新举行大蒐，将赵盾与狐射姑的位置对调，赵盾由此成为中军将。阳处父是赵衰的旧部，这次人事变动实际上是赵氏势力运作的结果。
晋灵公长大成人后，不满赵盾专权，试图除掉赵盾。他先派人刺杀赵盾，未遂，又于宴会上伏甲兵袭杀，也未成功。赵盾被逼无奈，只好出逃。当逃到晋国边境时，听说灵公已被其族弟赵穿带兵杀死，于是返回晋都，继续执政。史官董狐在史册上写下“赵盾弑其君”，并公开宣示于朝堂。赵盾辩解说自己并未参与弑君，董狐回答：“子为正卿，亡不越竟，反不讨贼，非子而谁？”赵盾无可辩驳。孔子后来评论此事说：“董狐，古之良史也，书法不隐。赵宣子，古之良大夫也，为法受恶。惜也，越竟乃免。”
“赵盾弑其君”这件事标志着一个根本性的变化：晋国的卿大夫已经强大到可以弑杀国君而不受惩罚。此后，卿族之间的兼并也在加剧。晋景公时期，赵氏一度被灭族，这就是“赵氏孤儿”故事的背景。据《史记·赵世家》记载，屠岸贾以赵盾弑君为由，诛灭赵氏满门，只有赵朔的遗腹子赵武被程婴和公孙杵臼救下。程婴献出自己的亲生儿子顶替赵武，交由公孙杵臼藏入深山，然后程婴找屠岸贾“告密”。屠岸贾率兵搜出公孙杵臼和婴儿，当场杀戮。程婴强忍悲愤，身负骂名，带着赵氏孤儿来到盂山隐居了十五年。后来晋景公患重病，韩厥趁机把当年下宫之难的实情告诉了晋景公，并告诉他赵氏孤儿并没有死。晋景公命赵武见群臣，宣布为赵氏之后，并使复位。
这个故事在《左传》中的记载有所不同，但核心事实一致：赵氏在晋景公时期遭受了一次近乎灭族的打击，后来又恢复了势力。下宫之难的具体细节在两部史书中存在差异，但赵氏几乎被灭族、而后又恢复的事实是确定的。这一事件说明卿族之间的斗争已经残酷到了灭族的地步，而国君在其中往往只是被利用的工具。
晋厉公时期，公室与卿族的矛盾再次激化。厉公想除掉那些势力过大的卿大夫。当时郤氏三子同时为卿，势力尤其强大。厉公宠信胥童，胥童挟怨，栾书怀忌又善于进谗。一朝之间，三郤被杀，尸横朝堂。但厉公的胜利并不持久。栾书和中行偃“以其党袭捕厉公，囚之”，又杀胥童，最终“使程滑弑厉公，葬之于翼东门之外，以车一乘”。葬礼只用了一辆车，这是庶人之礼，说明厉公被弑后连国君的葬礼规格都没有得到。栾书、中行偃随后迎立年仅14岁的公子周回国即位，是为晋悼公。《左传》记载公子周从京师被迎回时对大夫们说：“孤始愿不及此。虽及此，岂非天乎？抑人之求君，使出命也。立而不从，将安用君？二三子用我今日否亦今日。共而从君，神之所福也。”这段话表面上谦逊，实际上是在要求大夫们做出效忠的承诺。一个14岁的少年被迎立时就能说出这样的话，可见当时的公室已经沦落到何种地步。
晋悼公是晋国最后一位有作为的国君。他即位后推行了一系列改革，缓和卿族之间的矛盾，重新整合国力。他“始命百官，施惠舍劳，匡乏困，救灾患，禁淫慝，薄赋敛，宥罪戾，节器用，时用民”，使魏相、士鲂、魏颉、赵武为卿，重新建立了公室与卿族之间的平衡。
在对外政策上，悼公采纳知武子的建议，实行“三驾疲楚”之策。知武子的具体方案是：“许之盟而还师，以敝楚人。吾三分四军，与诸侯之锐以逆来者，于我未病，楚不能矣。犹愈于战。暴骨以逞，不可以争。”具体做法是将晋国上、中、下、新四军分作三部分，轮番南下作战，每次速进速退，不求决战，旨在疲劳楚军。悼公十一年、十二年利用其较楚近于郑的有利条件，三度发兵会同诸侯之师攻打叛服无常的郑国，使楚军为救郑而疲于奔命。经过三次大规模军事行动，郑国终于归附晋国，楚国无力争夺。《左传》记载“三驾而楚不能与争”。
悼公的复霸是晋国霸业的最后一次高峰。他去世后，晋国的霸业急剧衰落。继位的晋平公奢侈无度，大兴土木。他在今山西沁县境内修建铜鞮宫，又在新绛境内修建虒祁宫。虒祁宫“南有浍水，北有汾水”，规模宏大。《左传》昭公八年记载“于是晋侯方筑虒祁之宫”，郑国子产、游吉等人都曾前往晋国祝贺。但这些宫室的修建耗费了大量民力财力，“民闻公命，如逃寇仇”，百姓对公室的号令避之不及。与此同时，卿族的力量已远远超过公室。
前546年，宋国大夫向戌奔走于晋楚之间，促成了一次弭兵之盟。这年夏天，十余国代表在宋国集会，达成协议：晋楚两国的盟国互相朝见，齐秦作为大国不参加朝见。弭兵之盟的本质是晋楚两国平分霸权。对于晋国而言，这既是外交上的妥协，也是国内政治格局变化的反映。此时晋国的对外扩张已经乏力，卿族之间的内部斗争才是政治的主线。
弭兵之盟后不久，前536年，郑国执政子产将刑法铸在鼎上公之于众。晋国大夫叔向派人给子产送去一封信，信中说：“昔先王议事以制，不为刑辟，惧民之有争心也……民知有辟，则不忌于上，并有争心，以征于书，而徼幸以成之，弗可为矣。”叔向的批评并非反对法律本身，而是反对将刑法公开。在他看来，一旦百姓知道了法律条文，就会据法力争，不再服从贵族的权威。但23年后的前513年，晋国自己也铸了刑鼎。赵鞅和荀寅在汝滨筑城时，向晋国民众征收“一鼓铁”，铸造了一座铁鼎，将范宣子制定的刑书铸在上面，公之于众。孔子对此提出了严厉批评：“晋其亡乎！失其度矣。夫晋国将守唐叔之所受法度，以经纬其民，卿大夫以序守之，民是以能尊其贵，贵是以能守其业。贵贱不愆，所谓度也。文公是以作执秩之官，为被庐之法，以为盟主。今弃是度也，而为刑鼎，民在鼎矣，何以尊贵？贵何业之守？贵贱无序，何以为国？”叔向和孔子的批评指向的是同一个问题：成文法的公布动摇了传统贵族政治的根基。铸刑鼎的主持者赵鞅和荀寅本身就是卿族，他们推动成文法公布，实际上是在用法律形式确认卿族政治的既成事实。
六、六卿兼并：从四卿到三家
进入春秋末期，晋国的政治完全被六卿把持：赵氏、韩氏、魏氏、智氏、范氏、中行氏。这六家卿族各据一方，拥有自己的领地和武装。他们之间的兼并战争，直接决定了晋国的命运。
六卿之间的斗争并非一开始就是全面内战。在弭兵之盟后的数十年间，六卿之间维持着一种脆弱的平衡。赵武、韩起、魏舒等人先后执政，彼此之间既有合作也有摩擦。但到前497年，平衡被彻底打破了。
导火索是赵鞅向邯郸赵氏索取“卫贡五百家”人口以充实晋阳。邯郸赵氏拒绝，赵鞅杀了邯郸大夫赵午。赵午是中行氏的外甥，中行寅和范吉射以此为借口联合进攻赵鞅。赵鞅一度被迫退守晋阳。但智氏、韩氏、魏氏选择站在赵鞅一边，四家联合击败了范氏和中行氏。
前493年，赵鞅在铁地与范氏、中行氏的联军决战。齐国人送给范氏粮食，由郑国的子姚、子般率军护送。
赵鞅在戚地抵御。阳虎建议赵鞅将大将的军旗插在车上和子姚、子般的兵车先对阵，引诱郑军从后面跟上来，然后会合全军进攻。赵鞅接受了这个建议。铁之战中赵鞅以少胜多，大败对手。郑军大败，赵氏获得了齐国的一千车粮食。范氏和中行氏从此一蹶不振，最终被彻底消灭，其领地由智、赵、韩、魏四家瓜分。晋国的六卿缩减为四卿。
四卿之中，智氏的势力最强。智伯瑶担任晋国执政后，以“向晋君献地”为名，向韩、赵、魏三家索要城邑。韩康子和魏桓子都交出了土地，唯独赵襄子拒绝。智伯瑶便胁迫韩、魏两家联合讨伐赵氏，围攻赵氏的根据地晋阳。
晋阳之战持续了约三年。智伯引晋水灌城，晋阳城内“悬釜而炊，易子而食”，形势万分危急。但智伯的一句话改变了一切。《史记·魏世家》记载，智伯行水时，魏桓子御车，韩康子为参乘。智伯说：“吾始不知水可以亡人国，今乃知之。汾水可以浸平阳，绛水可以浸安邑。”平阳是韩氏的都邑，安邑是魏氏的都邑。这是明晃晃的威胁。
魏桓子听了，用手肘碰了碰韩康子，韩康子用脚踩了踩魏桓子的脚。两人在车上没有说一句话，但彼此都明白了对方的想法：他们都是智伯的下一个征服对象。
赵襄子派谋臣张孟谈趁夜出城，秘密会见韩康子和魏桓子，说服他们倒戈。张孟谈指出，智伯灭赵之后，下一个目标必然是韩、魏。韩魏两家本来就对智伯的贪婪心怀不满，于是决定联合赵氏反击。
前453年，赵、韩、魏三家联军掘开堤防，将晋水倒灌入智伯军营。智军大乱，智伯瑶被杀，智氏全族被灭，其领地也被三家瓜分。
智伯的失败不仅仅是因为水灌晋阳的策略被逆转，更根本的原因在于他的贪婪和傲慢。他在车上脱口而出的那句话，本来是在炫耀自己的水攻之策，却无意中暴露了他对韩魏两家的威胁。一句话葬送了一个家族，这种教训在晋国的历史上并非孤例。
七、三家分晋与晋国的终结
晋阳之战后，晋国的政权实际上已经由赵、韩、魏三家掌控。晋国国君只剩下绛和曲沃两座城邑作为食邑，形同虚设。
前403年，周威烈王正式册命魏斯、赵籍、韩虔为诸侯。这就是“三家分晋”。司马光在《资治通鉴》中以此事件作为全书的开端，他评论道：“臣闻天子之职莫大于礼，礼莫大于分，分莫大于名。何谓礼？纪纲是也。何谓分？君臣是也。何谓名？公侯卿大夫是也。”他接着写道：“今晋大夫暴蔑其君，剖分晋国，天子既不能讨，又宠秩之，使列于诸侯，是区区之名分复不能守而并弃之也。先王之礼于斯尽矣！”
司马光的评论代表了一种典型的儒家史观：周天子册封三家大夫为诸侯，等于承认了卿大夫僭越的合法性，周朝的礼制秩序由此彻底崩坏。但从另一个角度看，周威烈王的册封不过是对既成事实的追认。三家分晋的实质早在晋阳之战后就已确定，前403年的册封只是给这个事实披上了一层合法的外衣。
前376年，韩、赵、魏三家联合废黜了晋国最后一位君主晋静公，将晋国剩余的土地全部瓜分。晋国至此正式灭亡，从叔虞封唐算起，历时约六百年。
三家分晋不仅是晋国一国的终结，也是整个春秋时代与战国时代的分界线。晋国分裂出来的韩、赵、魏三国，后来都成为战国七雄中的重要力量。三晋在战国时期的政治、军事和变法运动中扮演了关键角色。李悝在魏国推行变法，著《法经》，成为中国古代成文法典的重要源头。赵武灵王推行胡服骑射，使赵国成为战国中后期唯一能够与秦国正面抗衡的强国。韩国则在申不害的主持下进行改革，以“术”治国，在战国纷争中维持了相当长时间的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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