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7年我倒卖香烟被抓，审讯我的所长，竟是我当年的排长

一九八七年冬天，我在汽车站外被人拦住时，手里还攥着两张没卖出去的车票。

两名民警打开我脚边的麻袋，里面是整整齐齐的香烟。我前一天从邻县收来，打算带到矿区去卖，赚个差价。为了让麻袋过检查时不起眼，我还在上面铺了一层旧衣服。

“烟是谁的？”民警问。

我看了看旁边替我搬包的老贺，说：“我的。他只帮我把东西从车上卸下来。”

到了派出所，我才知道，他们已经留意汽车站外的倒卖行为好几天了。我坐在小屋里，听见门外有人倒水、翻纸、走路，心里一遍遍盘算：烟没了怎么办，借来的本钱拿什么还，回家怎么跟妻子说。

门开的时候，我低着头，还在想要不要说自己只是替人带货。

来人把一只搪瓷杯放到桌上，坐下，翻开笔录纸：“姓名？”

我报了名字。

他的笔尖停住了。

“抬头。”

我抬起脸，看见一张比记忆里宽了些、眼角添了深纹的脸。我盯着他看了好一会儿，才认出那双眼睛。

“顾排长？”

他没应这个称呼，先看了一眼我的手，又看向那袋烟。

“现在叫顾所长。”他把笔放回纸上，“烟是不是你的？”

我嗓子一下堵住了。

十二年前，我在他手底下当兵。退伍那天，他把我送到营门口，说以后不论干什么，遇事先把话讲实在。我没想到再见他，会是在这张审讯桌前。

我以为他会把别人叫出去，问问我这些年过得怎么样。可他只是等着我回答。

“是我的。”

“从哪儿来的？准备卖到哪儿？”

我说了收烟的地方，却含糊了数量。他抬眼看我：“你自己带来的东西，数不清？”

我的耳朵发烫，只好重新说。桌上有一张清点单，民警当着我的面记过。我看见他把数目填进去，才明白我刚才那点心思有多可笑。

“老贺跟你一起做的？”他又问。

“没有。他帮我搬包，我答应请他吃碗面。”

顾所长停了停：“这句我会记下来，也会找他核对。别人的事，不能因为你害怕就往自己身上揽；你的事，也不能指望我替你抹掉。”

这话听着公正，我心里却一阵发凉。见到排长的那点指望，刚露头就没了。

我忍不住说：“排长，你知道我不是爱干这个的人。”

“我知道你以前是什么人。”他说，“现在问的是这袋烟。”

我望着他，忽然觉得面前的人比刚进门时陌生。

当年在部队，我第一次跟着车队出任务，把一箱修车用的零件落在半路。怕挨批评，我说是装车时少了一箱。顾排长没当众揭穿，带我沿着车辙走了大半夜，找回箱子后才问我：“你怕的到底是丢东西，还是认错？”

那天我冻得脚趾没知觉，却把实话说了。

审讯室里，顾所长问我为什么倒卖香烟。我张了张嘴，本想把家里的难处从头讲一遍。他却没有催，也没有替我接话。

我退伍后在厂里做装卸，厂子近来活少，收入跟着少。妻子在家接些缝补的活，日子紧是紧，还没到揭不开锅的时候。是我听人说矿区香烟好卖，觉得跑一趟就能多挣些，瞒着她借钱收了货。

这些话我断断续续说完，他问：“你妻子知道你今天去干什么吗？”

“不知道。我说去看个活儿。”

他低头记下，没说我对不起谁。那比挨骂还难受。

写到一半，我试探着问：“这事能不能看在咱们认识的分上……”

“不能。”他答得很快。

我把后半句话咽了回去。

他把笔录转向我，让我从头看。我看见“购入后拟转卖”几个字，手心出了汗：“真要这么写？”

“你刚才说的就是这个意思。哪句不对，你指出来。”

我盯着纸，没找到哪句能改。顾所长也没有催我签字，只拿起搪瓷杯喝了口已经凉了的水。

外面天黑下来，窗玻璃映出我弓着背的样子。我忽然想起老贺在汽车站被拦时，一直问我：“不是说只搬个包吗？”我那时连看都不敢看他。自己起了贪念，却让不知情的人跟着进了派出所，到了这儿还惦记着靠旧交情出去。

“老贺真不知道里面是什么。”我把笔录推回去，“这句能写清楚吗？你们也可以再问他。”

“会问。”顾所长把那一页摊平，“先把你自己的话说准。”

我又从收烟、装袋说起。这回没有把自己说成替人跑腿，也没拿家里的开销遮掩。讲完后，他让我逐页看。我发现有一处把“上午装车”记成了“下午”，指出来，他划掉改正，让我在改动旁边按了手印。最后我才签了名。

出去核实老贺情况的是另一名民警。屋里剩我们两个人，顾所长把烟袋的清点单和暂扣手续放到我面前，告诉我东西会按程序移交处理，我的情况也会如实记录。他没有许诺结果，更没说烟能拿回来。

我看着那张纸，小声问：“你刚才是不是早认出我了？”

“你报名字的时候。”

“那你还问得这么细。”

“你要是碰上不认识你的所长，少问一句就会少一条记录吗？”

我说不出话。

他把杯子往我这边推了推：“喝点水。”

我没碰杯子，只问：“排长，你是不是挺失望？”

他沉默了一阵，说：“我见过你把落下的东西扛回来，也见过你今天把烟藏在衣服底下。两件事都是你干的。”

我鼻子发酸，赶紧低下头。他没有再讲部队里的事，起身去看核实的情况。那晚，老贺说明了经过，先离开了派出所。我却还坐在原处，等自己的事有个交代。

我从所里出来时已经很晚。按办案人员告知的程序，烟不能带走，之后还要接受处理。顾所长没有送我到门口。我隔着院子，看见他仍坐在那张桌前，低头整理记录。

妻子在家等我。我把借钱买烟、被抓、烟被暂扣的事全说了。她手里拿着要补的衣裳，听到一半就放下了。

“钱是借的，你怎么不跟我商量？”

“怕你不同意。”

“你知道我不会同意，才瞒着我。”

她没吵，只把灯拨亮，让我把借了谁、借了多少写下来。我们算到后半夜。我原先想靠一趟买卖解决的难处，现在得靠往后一点点干活去还。她让我第二天先去向借钱的人说明白，别等人家上门问。

第二天我照做了。后来处理结果下来，我按要求接受处理，那袋烟没再回到我手里。欠的钱，我靠装卸和闲时修车慢慢还。妻子有很长一段时间不放心我出远门；每次要去哪儿，我都先同她说清楚。她并不是听一句认错就能重新信我，我也没资格催她。

开春后，我去派出所补交一份材料。走廊里碰见顾所长，他正拿着文件往外走。我叫了声“顾所长”。他停下来，看了我一眼，问：“家里还好吗？”

“钱还着。活也照常干。”

他点点头，没问我以后还会不会倒卖烟。

我想起审讯那晚自己差点说出口的求情话，脸上仍有些热。“那天，”我说，“多亏你把老贺的事问清了。”

“那是该问的。”他说，“你自己那部分，也得自己担着。”

说完他就去忙了。我站在走廊里，忽然明白一件事：一九八七年那袋倒卖的香烟把我带进派出所，坐在对面审讯我的人恰好是当年的排长，这份旧关系没替我把事遮过去，却让我没法再对自己说假话。